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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錯誤的發展
在嚴重困難面前，全黨上下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毛澤東在1960年6月寫的《十年總結》一文中說，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要以十年時間去調查研究它。11月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來堅決糾正各種“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兩件事表明:三年來造成嚴重后果的“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被停止，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
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調查過程中，毛澤東發現緊急指示信還沒有完全解決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和生產隊內部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重大問題。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6月，取消了農村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9月，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于原來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
八字方針貫徹之初，工業的調整力度不夠。9月，中央作出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強調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堅決退下來，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到確實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時，中央發布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這個條例實行后，國營企業一系列規章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工業調整有了明顯的起色。
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進行調整。中央先后批發試行《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學十四條”)、《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十條”，以后改為“文藝八條”)。這些條例的中心內容是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以及貫徹落實科學和文藝工作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進一步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1962年3月于廣州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文藝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發表講話，重新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隨后周恩來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再一次重申了這一科學論斷，使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認為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另一方面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妨礙了黨及時地盡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這些看法，使黨朝著勇敢地正視現實，實事求是地認識“大躍進”以來實際工作和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聯系三年“大躍進”的教訓，闡明人類認識客觀世界規律的重要性，承認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一百年時間。這些認識對進一步深入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具有極大作用。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自我批評，并分別講了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克服目前困難的主要辦法。
這次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積極成果。會議對缺點錯誤的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會議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給全黨以鼓舞，使廣大黨員心情比較舒暢，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會后，國民經濟和政治關系等方面的調整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國民經濟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并、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由于采取這些果斷措施，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和各級干部的緊張努力，調整工作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農業生產開始回升。國家財政實現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應的緊張狀況有所緩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也開始略有上升。政治關系方面的調整著重在恢復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調整與民主黨派和非黨人士的關系，消除“大躍進”以來產生的消極影響，加快了對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干部的甄別平反工作。隨著調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許多地方實行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僅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而且對農業集體化之后適合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的農業生產管理方式作了積極探索。
經過七千人大會前后將近兩年的調整，國內形勢逐步好轉。但是黨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錯誤并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而且還在發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種力量發生新的分化和改組，局勢出現動蕩。隨著中蘇之間的分歧擴大以及中美之間的斗爭加劇，中國周邊的國際形勢日趨緊張。這使黨認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包圍中國，也影響黨對國內形勢的估量。
蘇共二十二大以后，國際共運中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公開信，攻擊中國黨和其他一些黨，在外交上推行霸權主義。中共中央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并由此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歷史教訓。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反對大黨大國對其他黨、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權主義，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但是，主要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評價蘇聯的變化和國際共運，也產生了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認識。
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聯系對蘇聯赫魯曉夫觀點的批評和對國內形勢的觀察，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強調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性，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進一步擴大化和絕對化。它標志著黨在這個問題上“左”的錯誤再度發展起來。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時，接受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提出不要因為強調階級斗爭而放松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這樣，全會以后全黨全國的工作出現這樣一種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政治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的錯誤一步步發展；另一方面，經濟上調整和恢復的任務基本上還能夠按原定計劃繼續進行。
八屆十中全會后，針對農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賬目不清等現象，在部分農村和城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沖擊。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中的一些過左做法，但它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甚至認為在省和中央部門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展了錯誤的批判和斗爭。“左”的錯誤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