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讀
- 經濟發展
- 社會發展
- 減貧救災
- 法治中國
- 天下人物
- 發展報告
- 項目中心
1農民工成為易感人群
與全球艾滋病多在貧困地區流行的趨勢不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廣東卻成了艾滋病高發區
廣東省有關部門曾對一些建筑工地外來務工人員進行生殖健康狀況調查。上百名受訪者中，多數年輕力壯者沒有結婚，帶家屬居住的寥寥無幾。但是90%以上的人有過性經歷，他們月均性生活頻率在2次以上，都從非配偶那里獲得。當被問到性交易時是否戴安全套，有人調侃道：“性伴侶才收5塊錢，買個套就要1塊錢。不劃算！”
一名包工頭說：“干我們這行，常年在外，老婆不在身邊，寂寞時找小姑娘玩玩，也算有個排遣。另外，現在找個工程不容易，許多部門要應酬，請吃、請喝、請玩時，有‘小姐’陪，效果好。”
當調查人員問這名包工頭是否領用過免費安全套時，他嘿嘿一笑：“沒好意思領。”
近年來，廣東省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流動人口所占比例超過一半。外來務工人員最多的東莞市，該比例超過90%。與全球艾滋病多在貧困地區流行的趨勢不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廣東卻成了艾滋病累計報告病例總數超過2萬人的省份之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景軍等將之稱為“廣東現象”。
“大量流動人口是影響該省艾滋病疫情的重要因素。”景軍分析具體原因有三：一是廣東絕大多數流動人口處于18—45歲的性活躍期，健康風險意識較低；二是不安全的性行為和吸毒行為在流動人口中發生率較高；三是賣淫婦女以外來農村婦女居多。這些易導致艾滋病傳播的問題雖然在其他城市同樣存在，但廣東流動人口數量居全國之首，疫情因此變得突出。
景軍介紹，2009年以來，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直是全國報告感染者或病人最高的地級市(州)，該州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80%是外出打工返鄉者。今年9月底，湖北省咸寧崇陽縣發現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農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間感染，經性途徑染病者高達70人。
2男男性傳播感染增加
在浴室、歌舞廳、酒吧等娛樂場所，提供性服務的既包括異性戀男性，也包括有雙性戀或同性戀傾向的男性
26歲的小孫，家在云南某地農村。3年前，來昆明打工，在一家歌廳陪客人跳舞。后來，他認識了江蘇商人高某，一名同性戀者。在高某的金錢利誘下，小孫與其發生了性關系。此后，只要高某來昆明，就找小孫提供性服務。漸漸地，小孫知道高某在南京、重慶等地還有其他男性性伙伴。一次，兩人性交出血了，小孫惴惴不安地去做艾滋病病毒檢測，結果表明已被感染。
“小孫的賣身，本質上和‘小姐’一樣，按今天的稱謂，就是‘二爺’(MB，即moneyboy)。他們不僅為年老的貴婦人服務，也是有錢男人的‘性用品’。”景軍說，如果他們不懂得自我保護，就極可能成為“橋梁”，將性病特別是艾滋病在同性戀者和女性之間傳播。
2007年以來，我國艾滋病感染途徑性傳播比例明顯超過了注射毒品感染，其中，男男性傳播感染增加顯著。男男性行為者中，流動人口比例逐年上升。
2010年夏天，清華大學進行了一項男同性戀社會交往研究。他們對7名從1989年開始就交往同性戀朋友的男同性戀調查發現，1989年，純粹的商業性男男性行為還未出現。到了2000年，7人的同性戀朋友中有了9名MB，占其朋友總數的7.6%。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到12.83%。
MB的增加與浴室、歌舞廳、酒吧等娛樂場所增加有關，也與外地人和農村男性同性戀流入城市有密切關系。在上述場所，提供性服務的MB既包括所謂的“直男”(即異性戀男人)，也包括有雙性戀或同性戀傾向的男性。
“一些打工的農民，在農村時從未聽說過‘同性戀’，進城后則會進行男男性行為等活動。” 清華大學研究的這7人的同性戀朋友中，外地人比例1989年不到20%；到了2000年，該比例上升到33.6%；2010年，這一比例升至40.3%，說明這7人越來越多地結交了從外地來到本地的同性戀男性。
該研究對82名男性同性戀2000年以來的交友調查顯示同樣趨勢。2000年時，他們平均每人有7.6個男同性戀朋友，外地人比例不到25%。2010年，平均每人有朋友24個，外地人比例上升到40%。
而169名受訪者2010年交友信息顯示，他們共有男性同性戀朋友5010個，平均每人有29.6個，外地同性戀朋友比例為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