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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6月04日16:18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結構性減稅政策”仍需不斷完善

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以來，我國財稅收入不管從總量還是絕對值上，總體上仍呈不斷提高之勢，我國財稅收入的增長，是經過艱苦努力實現的結果，近年來中央財政收入三度出現的月度、甚至季度性的負增長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當然，我國實施五年之久“結構性減稅政策”仍需不斷完善，特別是要將政策的著力點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

由圖表(見文后)數據可以看出，2008年我國結構性減稅政策實施前后的2004年至2012年的九年間，2004年至2008年間的前五年、2008年至2012年間的后五年，財政收入占比分別提高了約3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占比分別提高了約2個百分點。從這種意義上講，不管是財政收入，還是稅收收入，都未停下其在國內生產總值占比提高的步伐，甚至這種步伐都沒有放緩的趨勢，只是在2009年、2010年增幅放緩到了約0.6個百分點。

人們期望的“結構性減稅”政策，應該是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平穩增長，同時財政收入、稅收收入也一起比翼齊飛，甚至相對比重應該是逐步趨穩的。

第一，中央財政收入2008年下半年、2012年8月和9月、2013年一季度分別出現的負增長，涵蓋了財政年度的幾乎各個時期，使用“季節性因素”來解釋并不全面、客觀。

第二，也不應將其看做是洪水猛獸，更不應像“葉公好龍”那樣驚慌失措。其一，這三次負增長降幅均在10%之內，最高的是2012年8月下降6.7%，降幅總體可控；其二，在我國國民經濟快速增長30余年，財稅收入1994年以來持續反彈20年左右，財稅收入占比的持續大幅攀升既不現實，也與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無益。

第三，如何看待逆周期政策在中國和西方的不同應用？應對經濟危機中外不同政策取向，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病人不同、病情迥異。西方發達國家經過多年的發展，累積了大量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國家財政瀕臨“財政懸崖”、喘不上氣來。在這種情況下，“增稅減支”、縮小政府規模，踐行“供給管理”，受益于其成熟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一放就活”；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擴張性財政政策回旋的余地還比較大，“需求管理”在政府主導型的中國這里用來更加得心應手。然而，2009年四萬億投資帶來的重復投資、效率低下等問題，足以使我們對既往的宏觀調控做法作出反思。

從關注財稅比重指標向關注財政經濟增長質量轉變

我們應該引起足夠重視的是，第一，后兩次中央財政收入負增長相距不過半年。中央財政收入負增長頻現，確實表明我國財政經濟下行壓力在加大。第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伴隨著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不斷提升，經濟增長速度客觀上確實呈現不斷回落的走勢，直觀上給人稅負提升抑制經濟增長活力的感覺。

因此，未來我國財政經濟發展應及時作出調整，從財政管理角度來看，從中央到地方要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要求，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加強財政支出管理；另一方面，從宏觀調控角度來看，更應注重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從關注財稅比重指標向關注財政經濟增長質量轉變，更加注重發揮市場經濟自身的基礎性作用，而不是越俎代庖。

未來政府政策的重點應該由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從短期救市、維穩轉向長期地提高效率和經濟增長潛力，以放松管理機制、激發企業活力為目標，開展經濟改革。需求管理，指政府實行調節總需求的宏觀調控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供給管理，指從總供給環節進行宏觀調控，包括調節勞動力、工資、價格、產量增長等環節。

金融危機后，為了提振經濟，各國政府實行了一系列需求管理的調控政策，比如我國政府2009年推行的四萬億刺激計劃以及美聯儲推行的寬松貨幣政策。這些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刺激了經濟，但也助長了經濟泡沫的滋生，提高了資產價格，加劇了通脹壓力。當前的全球經濟衰退，就是過度使用需求管理的后果。政策的邊際效率不斷下降，第一次十萬億能解決1%，第二次只能解決0.5%.當政策效果越來越差時，政府卻不斷加大政策力度，使問題進一步惡化，并引發惡性競爭及貿易戰。

為防止我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政府應該放棄刺激需求的宏觀調控政策，轉向供應管理。然而近年來，各地政府熱衷推行產業政策，把產業政策當成供應管理的手段，這是一種誤讀。傳統的產業政策以政府為主導，而供應管理政策應該以企業為基礎、以市場為主導。而政府要做的，就是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降低稅負及融資成本，解除各種僵硬體制的制約，從而激發企業活力，提高要素市場效率，最終實現經濟結構的改革。(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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