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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曉松:探索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新思路
財政部部長助理 鄭曉松
作為改革開放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國與世界銀行集團、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全球環境基金及歐洲投資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已經走過了30多個春秋。30多年來,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國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關系不斷調整。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伴隨著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大幅提升,著力深化與國際金融組織全方位合作,對內利用國際金融組織平臺調動國際資源支持國內發展,對外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組織改革,引導國際金融組織政策方向,提高我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進入了新階段。黨的十八大對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改革和發展所做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對與國際金融組織開展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認真分析新形勢,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拓展我國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關系,探索合作的新途徑。
一、過去五年扎實推進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全方位合作
(一)不斷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的話語權和代表性,為管理好國際金融組織奠定了基礎。推動世行如期完成投票權改革,提升中國在世行的地位和影響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關于改革世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呼聲日益高漲。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明確提出世行投票權改革的量化目標。我們抓住機遇,充分利用G20機制,促使各方就世行改革達成共識。經過激烈的交鋒,最終使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中國在世行的投票權由2.77%上升至4.42%,成為世行第三大股東,為提高我國在國際金融組織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與國際金融組織人事合作成效顯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國際金融組織中擔任高層職位。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我國已成為世行、亞行、國際農發基金以及全球環境基金的捐款國。2007年底,向世行集團國際開發協會第15次增資捐款3000萬美元,從而成為世行軟貸款的捐資國。2008年以來,共向世行、亞行、國際農發基金以及全球環境基金捐資2.74億美元。捐款擴大了中國在國際發展援助領域的話語權,使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在國際金融組織捐款談判中得以充分反映。繼2005年捐款2000萬美元在亞行設立中國基金后,2012年再次捐款2000萬美元在亞行續設中國基金。目前中國基金已累計實施了52個技援項目,支持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區域貿易投資便利化、農業、衛生、教育、環境等領域的政策對話、知識交流和能力建設,不僅增強了我們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也成為我們管理亞行的有效工具之一,并為我們未來在世行等國際金融組織建立類似的信托基金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不斷拓寬合作領域,進一步豐富合作內容。一是與國際金融組織共同開展綜合性、戰略性的聯合研究。在過去的五年里,財政部與世行、亞行就一系列事關改革政策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研究。如2010年9月與世行聯合開展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研究,形成了《2030年的中國》報告,為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制定未來發展戰略提供了有益的參考。二是與國際金融組織搭建了新的合作平臺機制。2012年8月和12月分別與亞行、世行成立了“區域知識共享中心”和“世行-中國發展實踐知識中心”。這兩個中心將從中國國情出發,吸收借鑒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研究中國發展的瓶頸問題,提出高質量、有價值的政策建議;系統研究總結中國的發展實踐,并向國際社會推介;同時幫助推動國內各地方進行經驗交流,服務創新型國家建設。三是積極利用國際金融組織技援資金推進國內體制機制創新和能力建設。五年來,利用世行技援貸款2000萬美元和英國國際發展部信托基金贈款約600萬美元,全面實施“中國經濟改革實施項目”,支持中央和地方53個子項目開展相關領域的政策研究和機構能力建設,大部分子項目已順利完成并產生了很好的政策成效。利用亞行技援贈款6000多萬美元,支持有關部門和地方開展政策咨詢和能力建設方面近百個技援項目。同時,還積極與世行學院、亞行學院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學院開展合作,支持國內有關部門和機構的能力建設和對外交流。四是利用國際金融組織平臺推動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南南合作。自2008年起,與世行舉辦了5屆“中非共享發展經驗高級研討會”,與亞行舉辦了4屆“中國—亞行知識共享平臺”高級別研討會,與國際農發基金舉辦了4屆“南南合作經驗研討班”,主要圍繞經濟發展、農業改革、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特區、中小企業融資等領域進行研討,進一步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發展理念和經驗的了解和認同,開拓了南南知識經驗交流的新形式。
(三)積極引進國際金融組織資金,為經濟建設提供有力支持。一是穩步推進資金合作,不斷優化貸款結構。2008—2012年共有126個世行、亞行貸款項目獲得執董會批準,貸款承諾總額約151.5億美元。從區域分布來看,在中西部地區實施的項目91個,將國際金融貸款向中西部傾斜。從行業分布來看,交通、城建環保、新能源及節能減排項目排在優先位置。此外,共有5個項目獲國際農發基金批準,貸款承諾額約2.1億美元,主要支持農業綜合發展、農民減貧及災后重建;氣候變化框架貸款和林業專項框架貸款等大型項目獲歐洲投資銀行批準,貸款承諾額8.7億歐元,涉及20余個子項目;54個國別項目獲得全球環境基金批準,贈款資金承諾額約3.56億美元。這些項目的實施,對于解決國內區域和城鄉發展不平衡,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經濟結構優化,推動城鎮化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等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二是進一步加強非主權業務合作,支持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向地方財政部門下發了《關于促進我國與國際金融組織開展私營部門業務合作的通知》,提出了我國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開展私營部門業務的總體思路,明確了中央及地方財政部門在利用國際金融組織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方面的具體職責。按季度向各地方提供國際金融公司和亞行擬開展的私營部門項目清單,以便地方財政部門及時了解信息并做必要準備。定期舉辦業務培訓,介紹世行、亞行私營部門和非主權業務的貸款產品、政策要求和操作程序等。過去五年,國際金融公司在華批準123個私營部門項目,承諾資金約27.3億美元;亞行批準15個私營部門項目,承諾資金約17.5億美元。這些項目主要分布在基礎設施、金融市場、新能源和節能減排等領域,發揮了很好的示范帶動作用。
(四)注重以項目為載體,推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探索貸贈款資金與國內多種資金結合使用的新模式,推動貸贈款資金與財政專項資金相結合,擴大資金使用的綜合效益。由財政部、山西和山東兩省共同執行的全球環境基金火電效率項目以及建立中國節能量測量和核查體系項目,由國家發改委執行的節能燈推廣項目等,分別實現了國外贈款資金與財政補貼資金以及國內節能減排專項資金的結合使用。在黑龍江、山西、甘肅、陜西、青海、河南、重慶、江蘇實施的世行貸款中國農村衛生發展項目,通過貸款資金與衛生專項資金相結合,共同開展醫療衛生改革試點。在山東、河南、江蘇、江西、黑龍江實施的亞行貸款農村能源生態建設項目,通過國債補貼、分類融資和統借統還三種方式,推動國內資金和貸款資金的結合。同時,注重將創新理念引入項目合作。世行貸款寧波新農村建設項目在全國首次實施農村分散性污水處理設計規范,并建立了社會參與農村污水處理的長效機制。國際金融公司中國能效融資項目,通過風險損失分擔機制支持商業銀行向企業能效提高和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貸款,探索促進企業節能減排的創新機制。亞行廣東節能減排促進項目,通過引入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模式,有效創新了融資模式并有力推進了城市節能減排和資源可持續利用,被亞行評為優秀項目。在天津實施的亞行貸款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項目,使中國成為第一個使用煤氣化技術和高效聯合循環技術的發展中國家,也是落實中美兩國元首加強能源合作建議的成功范例。利用全球環境基金支持國家能源局開展的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項目,支持了可再生能源法修訂以及配套改革政策的制定實施、風電機組國產化等工作。利用全球環境基金贈款支持住建部及北京、寧波等城市開展中國城市建筑節能與可再生能源應用項目,支持上海開展發展綠色能源建設低碳城區項目,推動建立低碳排放示范城區,積極探索生態城市建設模式。
(五)通過國際金融組織平臺務實推進區域合作,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增強我國對亞行框架下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的主導權。結合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和云南、廣西兩省區有關發展規劃,深度參與GMS 2012—2022年新十年合作戰略框架的制定工作,使GMS新十年戰略充分體現了我關于區域合作的關切和主張。通過參與GMS各領域項目的實施,特別是推動域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制度化安排,進一步加強了對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力度,有力促進了云南、廣西兩省區的對外經貿合作。在亞行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機制(CAREC)下,不斷深化同中亞國家的經濟聯系,提升我國在中亞區域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促進新疆和內蒙古兩省區的沿邊開放。積極支持新疆和內蒙古結合自身發展規劃,申請亞行資金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一系列務實成果。新疆先后同亞行、新加坡國立大學、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等機構合作,開展研討培訓活動,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面臨的新形勢
(一)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
1.世界經濟將進入較長的低速增長期,各國經濟結構調整催生對發展方式的反思。發達國家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低增長、高失業、寬貨幣、重債務”。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放緩,短期內面臨外需不足、通脹和金融風險增大、結構改革進展緩慢等諸多挑戰。全球貿易增長放緩,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明顯抬頭,資本跨境流動波動性進一步加劇。上述這些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全球總需求不足很可能常態化,并將加劇世界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在這一背景下,世界各國對以往發展方式進行了深刻反思,普遍認識到推動結構改革是實現經濟復蘇和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并希望借助結構改革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源,為中長期經濟增長夯實基礎。
2.國際經濟格局和全球經濟治理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大國地位上升促成新的全球競爭與合作態勢。全球經濟格局的加速調整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是危機的發源地,也是危機的重災區,危機后其整體經濟實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一批新興經濟體加速崛起,形成了梯次跟進和群體崛起的強勁勢頭,同發達國家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隨著實力增長,新興大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意愿和能力迅速增強,政策協調的層次不斷提升,不僅為應對危機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還在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重要利益攸關方。
3.區域合作和南南合作勢頭強勁,受到各方高度重視。以東亞地區為例,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以及中國的快速發展,特別是中國同區域內各國經濟關系不斷深化,東亞地區在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不斷提升,區域合作的戰略價值更加凸顯。美國、日本、印度等域內外大國競相加大對區域戰略的關注和投入。由于各國參與合作的戰略意圖不同,給地區形勢和國際關系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加大了參與區域合作的復雜性和競爭性。在南南合作方面,經驗分享與交流等知識合作進一步受到重視,南南貿易和投資等實體領域的合作也迅速發展。不少發展中國家對通過南南合作進行相互學習以及推動自身發展經驗“走出去”給予高度重視,紛紛在國家層面制定了合作戰略和規劃,國際金融組織也不斷創立新的南南知識合作平臺,支持發展中國家間的知識合作。與此同時,南南合作在實體領域也不斷拓展。
(二)我國的發展已站在更高的起點,改革開放進入關鍵階段
十八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的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處于更高的發展起點上,戰略機遇期的條件和內涵也都有新的變化。
1.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變,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構成了我國發展的內生動力、潛力、空間和機遇。一是雖然改革處在攻堅階段,充滿困難和挑戰,但同時改革又會破除發展的體制障礙,釋放新的發展潛力、活力。二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入關鍵期,無論是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還是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等都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三是產業結構處于重組、升級的戰略調整期,推動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發展,加快傳統產業升級,都會形成發展的新優勢。四是推動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互動融合、同步發展將不斷增強我國長期發展的后勁。五是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進入實施期,區域經濟由不平衡到協調發展,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2.改革進入關鍵階段,要求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并舉。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一是改革將涉及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問題。以前沒改、少改、難改的部分將逐步被納入改革范圍,對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要求更高。二是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并舉。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復雜程度、開放程度越來越高,未來改革究竟改什么、怎么改、誰來改,很多問題都沒有現成的答案。因此,不僅需要在頂層思考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也需要在基層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尊重實踐、尊重創新。
(三)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開始進入重要的轉型期
1.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大幅提高,為全面發揮股東國作用創造了條件。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際社會對國際經濟治理框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世行投票權改革。中國在這次改革中成功躍升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股東國,話語權和影響力大幅提高。隨著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我國必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經濟治理,在客觀上要求我們更好地在國際金融組織這一國際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上發揮好股東國作用,做好國際金融組織新型管理者。
2.國際金融組織對中國的期望上升,希望與我國開展全方位合作。國際金融危機后,世行、亞行、國際農發基金、全球環境基金等相繼進行增資,提高了自身財務能力,但仍不能滿足全球巨大的發展融資需求。在發達國家經濟普遍低迷,對發展援助的出資意愿和能力大大降低時,國際金融組織在資金方面對新興大國特別是中國的期望增加,希望借助我增強其資金動員規模。此外,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以及有效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已日益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核心和世界經濟的希望。世行、亞行、國際農發基金等均將中國視為最緊密的合作伙伴,認為中國解決發展問題的成功經驗值得國際機構認真總結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推介,因此希望深化知識合作。同時,這些機構還希望通過參與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和發展實踐,搭上中國未來發展的快車,保持其在國際發展理念、政策和實踐領域的領先地位。
3.與國際金融組織的知識合作迎來新機遇。一是國際國內開展知識合作都有強烈的愿望。從國際上看,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驗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國際社會渴望了解中國、學習中國。從國內看,黨的十八大確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兩大目標,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從國際視角審視和驗證改革的布局和方案。這些來自國內外的雙向需求,將為與國際金融組織深化知識合作提供直接動力。二是中國與國際金融組織對加強知識合作有高度共識。我們在與世行、亞行共同制定合作戰略時,均將知識合作作為優先領域。三是地方參與知識合作有良好基礎。近年來,各地積極利用國際金融組織知識資源,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較好地服務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同時,各地在實施具體項目時,積累了大量的成功經驗,需要進行總結、提煉,從而形成生動的案例,借助國際金融組織知識平臺走出本省、走向全國、走進世界。
三、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探索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新思路
(一)更加注重創新,提高合作的附加值。要將進一步加強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創新作為一種責任,更加自覺、主動地加以推動。在貸款合作方面,要更加注重項目所蘊含的知識效應,積極支持實施具有示范意義的試點項目,探索幫助我國在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實現包容性增長和綠色發展等方面的可行方式,從而推動相關領域的體制機制創新。在項目融資機制上,要加強與私營部門合作,擴大國際金融組織貸贈款與財政資金、社會資金的結合使用,發揮“四兩撥千斤”的杠桿效應,為探索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發揮參謀和試點作用。在知識合作方面,要更加注重借助國際金融組織資源,參與全局性改革議題以及地方經濟體制改革重大問題的頂層設計。
(二)更加注重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提升合作層次。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一直是我國對外開放的有機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報告對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提出了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三項具體要求,為進一步提升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層次指明了方向。
實現互利共贏就是要與國際金融組織建立新型伙伴關系,發掘更多的利益交匯點。如在南南合作方面,對我國而言,既可以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寶貴的發展經驗,擴大中國經驗的影響力并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又能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中獲得啟發,為國內改革發展提供借鑒;對國際金融組織而言,通過南南合作可以搜尋、比較、總結多種發展經驗,進而為其完善全球發展理念和政策工具提供經驗支持。
實現多元平衡就是要動員國際金融組織資源,促進沿海、內陸、沿邊各地區開放優勢互補,不斷增強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東部沿海地區開放水平較高,要繼續通過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提升開放水平,特別是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如推動咨詢服務業的國際合作等。同時,要加強與國際金融組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三方合作,擴大對外投資,推動企業走出去。中西部內陸地區要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資源,幫助改善投資環境,提升本地區對外形象,打造國際化城市品牌。沿邊地區要利用自身區位優勢和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加強基礎設施與周邊國家的互通互聯,深化經貿合作,培育帶動區域發展的開放高地。
實現安全高效就是要積極探索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新方式,積極利用國際金融組織熟悉成員國情況、發展經驗豐富以及在公共部門貸款、私營部門業務、聯合融資、投資擔保及投資爭端解決方面的綜合優勢,提升總體效益。如借助國際金融公司、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等平臺,探索通過實行聯合融資、建立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提供擔保等方式,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有效途徑,減少風險,提高效益。
(三)更加注重發展理念雙向交流,提高合作的影響力。在與國際金融組織的雙向知識互動過程中,沒有抽象的中國經驗,它是由具體的一個個地方和一個個項目構成、發生在一個縣城甚至一個鄉村的成功做法,通過國際金融組織平臺介紹出去后就代表了中國經驗。同樣,我們引進來的各種理念、機制和做法也必須落戶到具體地方和具體項目,才能真正生根發芽、為我所用。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和項目單位都是中國經驗的重要提供者,也是國際經驗的重要使用者,都可以大有作為。各地應認真總結與世行合作的成功案例及經驗教訓,一方面通過案例整理和全國范圍內的交流,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益借鑒;另一方面可借助世行平臺宣傳成功案例,既能服務其他具有類似合作需求的發展中國家,又能夠提高中國地方的國際影響力,豐富國際減貧與發展實踐。在國際經驗引進來方面,各地在落實中央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要求的過程中,也應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充分借助國際金融組織資源,借鑒國際經驗,更好地服務地方發展。
(四)要更加注重加強管理,不斷打造項目合作精品。貸款合作仍然是今后幾年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主渠道,全過程管理只能加強,不能削弱。要走“精品路線”,注重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科學化不是復雜化,精細化不是繁瑣化,但要不留漏洞,精益求精。當前重提打造合作精品,其重要意義有兩個方面:對國內而言,精品項目能夠充分發揮促進經濟和社會進步的發展效應、推動科技和管理水平提升的創新效應以及推廣項目成果復制和應用的示范效應;對世界而言,精品項目是全球發展領域的公共產品,有助于其他國家的學習和借鑒,有助于推動全球共同發展。
加強管理是打造精品的前提條件,為適應新時期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需要,應在三個方面進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一是要管機構,做戰略。中央層面要充分發揮股東國作用,引導國際金融組織的政策走向,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國別伙伴戰略,為順利開展合作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地方財政部門應根據國家戰略,結合本地實際,制訂各自的合作方案,為出精品做好規劃設計。二是管項目,出案例。要繼續做好項目的全過程管理。在項目設計階段,要注重創新,深挖附加值,體現為當地經濟建設大局服務的中心目標;在項目執行階段,要密切跟蹤,掌握情況,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確保項目順利實施。在項目完成后,要系統總結經驗,全面評估項目的經濟、社會效應,并形成案例,借助國際金融組織平臺走向世界。三是抓協同,成體系。要充分發揮貸款項目和知識合作的協同效應,實現以知識合作為先導,為改善貸款合作質量提供分析基礎;以貸款合作為載體,以試點為方式,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以項目推動創新的成功案例,為整個部門或地區乃至全國的改革與發展提供示范效應,從而形成“知識合作—貸款合作—改革創新—經驗推廣”四位一體的良性循環。
(五)要更加注重轉變工作作風,提高服務與合作的主動性。財政外經系統要認真落實中央提出的“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具體要求,更加主動地從實際出發,深入挖掘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各種資源和潛力,服務科學發展,服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是中央財政要為地方財政服好務。加強與地方財政部門的溝通,了解地方服務中心工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現實需求和制約因素,共同出主意、想辦法、找抓手,切實幫助地方解決實際問題。二是地方財政部門要為當地發展服好務。面向基層、面向企業、面向行業部門,了解他們在發展中面臨的實際需求,借助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為本地區改革開放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三是各部門之間要通力合作,協同增效。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為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組織推動科學發展,我們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進一步呈現出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的特點,項目的綜合性和復雜性不斷提高,要求各部門樹立合作精神,創新協調方式,降低協調成本,提高合作質量。(據財政部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