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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市場成交價頻頻逼近1%的波動上限,但年內人民幣中間價最低僅為6.3429,與年初相比的貶值幅度僅為0.7%。受限于中間價的“保守”,今年美元/人民幣市場成交價被限制在6.28-6.40之間窄幅波動。
中間價相對平穩固然有助于避免市場大幅波動,但卻并未有效抑制彌漫市場的人民幣貶值預期。市場擔憂人民幣無法承受經濟增速下滑的壓力而踏上大幅貶值之路,于是在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均保持順差的時候,居民持匯意愿卻迅速提高。筆者認為,繼續將人民幣焦點僅僅集中于升值還是貶值已經未免狹隘,從2012年開始,人民幣擺脫“升值”或“貶值”的二元選擇,逐步實現由“升值貨幣”向“強勢貨幣”的轉型才是正途。
人民幣“強勢貨幣”之路的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借維持人民幣整體強勢避免資金無序流動,以更大的市場波動釋放積聚的貶值壓力,將政策調控的重點由穩定中間價變為主動引導市場走勢,化單邊行情為雙邊寬幅波動。
強勢貨幣并不需要永遠保持升值態勢。歷史上公認的強勢貨幣,如歐元誕生之前的德國馬克以及1985年之后的日元,在長期升值的大趨勢下均曾發生過明顯的階段性貶值,其中日元多次經歷超過一年的階段性貶值周期。1995年4月至1998年8月,美元/日元一度從85附近攀升至147左右,日元累計貶值幅度高達42%,但在持續的對外貿易順差以及海外投資收益的支撐下,日元的階段性貶值并未影響國際投資者對日元強勢貨幣的基本認同,同時,日元借助多次的階段性貶值有效緩解了升值對其出口產業的壓力。
當然,發達國家貨幣的貶值經驗并不完全適合人民幣。作為新興市場貨幣,人民幣可以階段性的貶值,但須盡量避免發生幅度過大或持續時間過長的貶值周期。德國馬克、日元、瑞士法郎等強勢貨幣的發行國均具有遠高于我國的創新能力,其貨幣強勢的基礎主要在于其在高端制造業、金融業等方面的核心競爭力,而我國則長期依賴廉價勞動力參與國際競爭,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我國缺乏核心技術的劣勢日益明顯,國際社會對我國能否維持人民幣的長期強勢容易產生懷疑,這就要求人民幣的貶值幅度和時間都要有所控制,以避免恐慌性資本外逃。
對于新興市場貨幣而言,在新興市場貨幣發生普遍性貶值的時候,較為穩定或貶值幅度較小的貨幣就是強勢貨幣。今年,在避險情緒推動下,以美元為代表的避險貨幣整體走強,新興市場貨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大多發生一定程度的貶值,以“金磚四國”為例,相對于年初的名義匯率水平,巴西雷亞爾、印度盧比和俄羅斯盧布對美元分別貶值了大約8%、4%和1%,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相對較小。若再考慮到上述三國貨幣從2011年就持續貶值的現實,人民幣是當之無愧的強勢貨幣,即使將貶值幅度放寬到3%-5%,也不會動搖人民幣的強勢地位。
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經濟增長速度和持續的對外貿易順差是多年來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兩大主要動力,也是人民幣未來能夠保持長期強勢的主要支撐。目前這兩大支撐只是有所弱化,而非發生了根本性的崩潰,此時借市場貶值預期放寬人民幣的波動幅度,風險是可控的,央行調控也有能力在貶值預期出現失控跡象時再將市場拉回來。在升貶值的頻繁波動中,金融機構和國內企業的風險防范能力必然得到鍛煉。當市場參與者逐步習慣人民幣隨經濟形勢的變動而雙向波動后,人民幣市場完全可以擺脫長期以來非升即貶的思維定勢,實現由“升值貨幣”到“強勢貨幣”的轉型。(作者單位:中國建設銀行總行,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