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還是4.8%？自從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新聞發布會上提出宏觀經濟平衡點命題，經濟界對此展開了激烈的交鋒。
作為宏觀經濟研究的重鎮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自然身在其中，“物價”、“國外環境研究”等課題排滿了整個研究日程。
“我們去山東一家電廠調研時發現，由于煤炭價格市場化，而電價仍實行嚴格管制，這家電廠老總拉著我們的手說，僅2月份，他們廠就虧了幾千萬元。”國研中心宏觀部部長余斌對記者說。
在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看來，宏調更多地采用貨幣政策，容易遭受“誤傷”。
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言，多種貨幣手段進行調控，怎樣做到“權衡利弊，綜合研究，綜合考慮”？學界討論漸多。
要GDP還是要CPI？
這輪CPI上漲以來，宏調從“雙穩健”到“一穩一緊”(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貨幣手段似乎被更多地運用——作為貨幣政策的先行者，存款準備金率已經提高到15.5%，創出歷史新高。
記者獲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就CPI調控目標的實現問題連續做了三份研究報告，根據模型測試出來的結果是：如果將今年CPI控制在4.8%，則勢必影響GDP的增長。
“如果國家采取強力措施，將CPI控制在4.8%也是可以實現的，但結果可能是犧牲連續5年的快速穩定的經濟增長形勢。”余斌說。目前宏觀調控政策將焦點對準了物價，這雖然符合當前的調控熱點，但是過于關注一個調控目標，可能會對其他經濟發展目標造成影響。
眾所周知，宏觀調控有三個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余斌說，按照統計經驗，GDP每增長1%，可以帶動100萬就業崗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GDP和國內就業之間的關系做了關聯性分析，發現每年GDP增長對就業的影響有波動：GDP每增長1%所帶動的就業在70-130萬之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過模型測試后推出，如果今年經濟增長保持在10%的話，則CPI預期會達到5.5%；經濟增長放在9%，則CPI預期在5%。
余斌說，考慮到國內外的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今年宏觀調控應留有充分的余地。貨幣政策在連續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同時，也應考慮經濟的承受力和經濟增長出現波動現象時，保證調控手段有充分的回旋余地。
以外貿出口為例，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連年走高(2005年為2.56%；2006年為3.35%；2007年為6.9%；2008年年初至今升值幅度已達到3%)，對外貿企業出口造成了很大壓力——3月10日，海關總署公布的2月份出口增長幅度為6.5%，而去年同期增長幅度在30%以上。
外貿出口在我國GDP中占比為7%，外貿出口增幅大幅度下降將會對經濟增長帶來一定影響。
為此有專家認為，為保持連續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局勢，應盡量使今年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在10%以上。
財政派PK貨幣派
余斌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在學術界已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綜合業界爭論，可以分為兩大派：財政派和貨幣派。
貨幣派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清教授為代表。宋的主要觀點為，通貨膨脹本質上是貨幣現象，此輪通脹80%由貨幣推動。
對此宋國清有個清晰的解釋：“貨幣和物價不是簡單的一對一關系，里面有一定的彈性和浮動，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所以根據貨幣情況預測通脹，從實際做過的結果來看，是一個最好的指標，甚至其他指標都可以不用考慮。”
貨幣派的政策建議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利率管通貨膨脹，刀快不怕脖子粗。”還可能用一點別的手段，像準備金率，再有就是行政調控，下額度。
一般認為，當前的宏調政策，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貨幣派的策略。
宋國清的“死對頭”是李稻葵——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在3月20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一個宏觀形勢討論會上，李稻葵還開玩笑地跟記者說，很遺憾宋國清教授沒有來，不然他們倆之間又可以爭論一番了。
如果將宋國清算做是“貨幣派”的話，那李稻葵就是“財政派”了。李將此輪通脹定論為“非典型通貨膨脹”——其起因不像中國上一次通脹，上一次通脹是需求拉動的，而這次主要是成本推動。
具體而言有兩個東西推動成本：一是國際原材料價格上升，這直接傳遞到我們以原材料為基礎的加工業成本的上升，帶來價格上升壓力；二是農村勞動力朝城市轉移，逐步見底。導致的結果是，農民不愿意在以前價格下提供蔬菜，或養豬，積極性降低，供應方出現問題。
這一派認為，當前宏調手段最主要工具不是貨幣政策，貨幣從緊無疑，但只是防御性的，不要讓實際利率明顯負水平，作用在于防止通脹從成本推動轉向需求拉動。況且考慮到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很可能會出現一個拐點，現在把貨幣政策控制死了，到時候又重啟，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他們的政策建議有二點：一是適當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減輕國際傳導的壓力；二是對于農民喂豬等有必要探討一個價格保護機制。
是揚湯止沸，還是釜底抽薪？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鮮明地堅持一個觀點：從緊的宏觀調控，解決的只是揚湯止沸之術；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以促進消費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林毅夫的邏輯為，當前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原因在于一些關鍵性領域改革相對滯后，主要又表現為三個方面：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結構的問題；另外就是資源稅費改革和行政性的壟斷行業的改革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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