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國改革路徑前瞻
|
|
中國經濟當前到底有沒有風險？中國會不會發生債務危機或是金融危機？中國未來的改革路徑會如何？于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新一屆政府會開出什么藥方？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的全貌。
事實上，近兩年唱空中國經濟的聲音不斷增多，“中國經濟危機論”、“中國經濟崩潰論”等論調也不絕于耳。然而，從宏觀數據上看，2012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中國的GDP增速從2012年第二季度的7.6%下降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7.5%，降低了0.1%；同一時期，美國的GDP增長率從2.8%下降至1.4%，這說明從經濟增速放緩的幅度上看，中國經濟似乎并沒有出現“斷崖式下滑”，甚至出現崩潰，但是為何對中國經濟悲觀情緒卻越來越多呢？
的確，從風險的角度看，近兩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花落，風險也開始“水落石出”，特別是當中國經濟進入一個“經濟增速換擋”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的時候，這種風險更是此起彼伏。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的宏觀經濟風險來自于四大方面，債務風險、金融風險、產能過剩風險以及房地產泡沫風險，而這四大風險又是息息相關，相互傳導和作用。
債務風險是首要的宏觀風險。從資產負債表規模看，中國政府有20多萬億的“正凈資產”。如果按照2011年末，中央財政國債余額7.2萬億元計算，兩者相加18萬億的政府債務共占到2011年GDP比重的38%左右，目前占比為50%，與國際通行60%（債務占GDP的比率）的警戒線標準相比，尚在可控范圍之內，并且低于全球平均80%的比率，更大大低于發達經濟體平均100%水平。
不過，盡管規模不大，但問題在于2013-2014恰恰趕上債務進入集中還款高峰期，如中國西部的一些地方政府近兩年由于財政的必要支出超過財政收入，存在比較大的償付壓力，甚至排除個別地方政府會出現流動性的風險，而一旦資金斷流，大量工程期較長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將面臨爛尾，同時銀行體系由于發放了大量貸款，將會出現不良貸款激增。銀監會數據顯示，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NPL)二季度增加130億元人民幣（合20億美元）至5400億元人民幣，連續七個季度走高，不良貸款率將會隨著地方政府債務到期而進一步上升。
而實體部門方面，同樣面臨著很大的債務償付壓力。近兩年中國實體部門的資產負債率上升，根據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報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在65萬億元左右，相當于GDP的125%左右，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企業債務50%-70%的平均水平。資本密集型部門產能過剩比較嚴重，而且越是哪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其資產負債率越高。今年 1-5月，86家大中型鋼鐵企業總負債已超過3萬億，行業負債率達69.47%，由于這些企業的負債大部分來自于銀行信貸這也將影響到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質量。
可見，面對種種經濟風險，新一屆政府的重任就是“去杠桿化”、“去債務化”、“去產能化”及其背后的經濟結構調整。而這種結構調整必須觸及其風險產生的制度成因。地方債務風險的源頭源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滯后：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國財政收入集中度和財政支出的分權度雙雙提高。突出表現在中央政府的事權比重逐年下降，同時地方政府的財權比重也逐年下降，導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事權財權不匹配問題日益嚴重。數據顯示，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從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的水平，而地方財政支出從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倒掛”現象日益突出。
由于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一方面地方政府盡量提高地區性征稅的強度，從而導致實體經濟部門的稅負較高；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以及其衍生的房地產價格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導致對實體經濟產生擠出效應，造成了整個資本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資源配置的扭曲。
從金融資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國的信貸資金投放一直存在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為信貸投放集中于政府項目、國有企業、大型企業與傳統行業，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與新興行業信貸支持力度不足。特別是近年來信貸資金向房地產領域與地方政府投資項目嚴重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與房地產貸款之和占全部貸款的比重近35%，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比較嚴重的擠出效應。因此，新一屆政府首要的是從財政和金融資源錯配入手，推動新一輪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
預計11月份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必然會帶來具有全局意義的改革。新一輪改革將從“放松政府管制，優化制度供給，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標著眼，一攬子改革方案有望出臺。除了已經在人們視野之中的財稅、金融、行政體制改革之外，實現“金融與實體再平衡”是重頭戲，政府將通過控制貨幣過度投放，避免走向過度負債型經濟，而重啟產業升級的進程。
與以往不同的是，政府的宏觀管理可能更加側重于供給端，通過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人力資本、財政金融資源、技術與創新、產權等要素供給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從政府自身的角度看，也將大力推動政府的“簡政放權”，不僅僅是政府縱向放權，也要向市場放權，打破各種權力壟斷，讓中國經濟重回市場經濟的軌道，真正激發內需紅利和制度紅利。（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