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中國式產能過剩”須有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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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改委、工信部正牽頭調研制定化解產能過剩總體方案，重點將解決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和造船五大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這標志著“去產能化”大幕正式拉開。
一、“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的長期頑疾
金融危機開啟了“大調整”的序幕。世界經濟結構將被迫做出調整，我們必須面對的是，“去杠桿化”正在改變全球的需求結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疲弱的消費需求嚴重制約了發達國家的復蘇進度，其家庭資產負債表遭受嚴重損害，居民消費總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資產的去杠桿化嚴重影響了這些國家既往的負債型消費模式。
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難補上，全球經濟都呈現出總需求不足的狀態。受外需萎縮、貿易壁壘、通貨膨脹、國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出口產業受阻，這也激化了外需產業的“產能過剩”矛盾。
“產能過剩”并非此次危機獨有。對于中國而言，“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的長期頑疾。歷史上，我國曾出現過兩次“產能過剩”：一是1996～1999年，出現產品積壓，工業企業開工嚴重不足。據統計，1996年末全國28種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有4成處于閑置狀態。據國家統計局1998年對9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的普查，多數工業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僅有10%。二是2005年至今，新一輪產能過剩問題凸現。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05年底有11個行業產能過剩，其中鋼鐵、電解鋁、汽車等行業問題突出，水泥、電力、煤炭等行業也潛藏著產能過剩問題。
從深層次看，我國的“產能過剩”既存在市場性“過剩”，也存在體制性過剩。除了經濟周期性波動帶來的“產能過剩”外，我國工業產能的過快擴張還與投資體制轉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資沖動、資金和資源價格扭曲等體制性矛盾有關。
二、中國式產能過剩問題比以往更加嚴重
產能利用率是考察產能過剩的重要指標。根據美國經驗，當工業產能利用率超過95%以上時，代表設備使用率接近全部；當產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續下降時，表示設備閑置增多，“產能過剩”出現；工業產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時，為正常的“產能過剩”，低于81%時，為較嚴重的產能過剩。
與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相比，我國工業行業的產能過剩從局部行業、產品的過剩轉變為全局性過剩。在我國24個重要工業行業中有19個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鋼鐵、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水泥等重工業行業產能過剩都是比較嚴重的。2012年，中國產能利用率為57.8%，這要遠遠低于1978年以來中國的產能利用率達到72%-74%的平均水平。
三、治理“中國式產能過剩”須新的頂層設計
筆者認為，除了以往常談到的，通過企業破產、并購和重組等壓縮生產能力，提高行業準入門檻等方式外，還應該從源頭上入手進行頂層設計，按照“多管齊下、標本兼治、體改推動”的原則，建立產能過剩的長效解決機制。
首先，推進深層次改革，加快啟動內需。“產能過剩”背后是“生產過剩”，根本是分配不均造成的，巨大的投資需求沒能與最終消費形成良性循環，因此，還應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刺激國內消費等調整生產能力和擴大需求的方式來實現。發展內需，關鍵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和購買能力。正確處理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扭轉最終消費率低的現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時調整投資結構，引導投資向為擴大居民消費方向發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其次，加快產業資本“走出去”化解過剩產能。毫無疑問，當前中國調整制造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產業整體升級在必行。每次大危機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過程，未來在全球產業格局調整中過程中，將按照國際分工價值鏈引起產業布局的重新分布優化。中國要實現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擴張和高位滲透”的目標：
首先，對于紡織、鞋帽等傳統的產能過剩行業，可以通過“走出去”在其他國家生產、當地銷售或出口產品，可以繞過相關國家的貿易壁壘；其次，加快汽車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輸出，加快占領新興市場迫在眉睫。目前，中國汽車產能“結構性過剩”嚴重，一方面自2011年以來，中國汽車業正在進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車業產能卻進入爆發式增長時期，預計2015年中國汽車產能將達到3250萬輛，也就是三年后，汽車年銷量要增長一倍。因此，加快汽車業“走出去”，占領非洲、亞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意義重大；最后，在產能過剩的風電設備、多晶硅、光伏太陽能電池等新興行業，可以通過發展“技術追趕型”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
最后，減少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干預和控制。1994年財政分權改革以后，我國地方政府出現明顯的“公司化”趨勢。所謂“公司化”，指的是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經濟、承擔企業經營管理角色的趨勢，且各級政府與所轄企業形成的類似大型企業集團的利益共同體。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生過剩，也導致了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大幅降低，這是導致產能擴張的體制性原因。因此，抑制中國式產能過剩必將減少政府對GDP的直接控制和干預，進一步簡政放權，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不能讓“看不見的手”變成“閑不住的手”。（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