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量化寬松不是走出債務危機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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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讓全球量化寬松的底線一次次被突破？巨大的債務壓力直接威脅著高負債國家的融資能力，在財政政策受限的情況下，用貨幣政策替代才造就成為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模式。
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財政監測報告》和《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三份報告從整體上勾勒了未來世界經濟走勢、各國財政問題，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全景。全球經濟同處變局、亂局和迷局之中，局部債務風險還在繼續暴露，徹底解決危機并無良方。
美國已經大大突破了全球量化寬松的底線。事實上，2008年之后歐美主要央行的邏輯，是央行與財政關系的重新定義，這種重新定義實際上讓中央銀行走上了一條“去獨立性”之路。觀察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以及英國央行的量化寬松或準量化寬松政策，其貨幣政策目標已經清晰地變為，竭力維持岌岌可危的政府債務循環。
量化寬松的本質是債務貨幣化。從全球角度來看，政府債務占GDP比例已經上升到幾十年以來最高水平：全球擁有AAA主權評級的包括美國在內的所謂“安全政府”都相繼失去AAA評級，當前在最高主權評級陣營的發達國家為數寥寥。隨著2012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連續四年超過萬億大關，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經飆升至16萬億美元，而擺在美國面前的財政懸崖只是冰山一角。近十年來，美國債務總規模由5.3萬億增長至16萬億美元，翻了三倍。如果以目前每天增加35億美元新債的速度增長，美國政府的債務總額將會在2015年突破20萬億大關，債務危機腳步也越來越近。
歐盟委員會數據顯示，2011年歐元區人均債務達到了3.77萬歐元。愛爾蘭、意大利和希臘的適齡勞動者人均債務處于歐元區最高水平，分別為5.5萬歐元、4.8萬歐元和4.7萬歐元。法國與德國的這類人均債務雖然比上述三國低，但也分別高達4萬歐元和3.9萬歐元，都高于3.77萬歐元的歐洲平均水平。
再看日本，無論是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還是國債依存度，目前日本都是世界發達國家中最差的國家之一。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日本國家債務總額共計919.1511萬億日元，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到GDP的兩倍。以人口計算，平均每個日本人負擔721.6萬日元。
數據顯示，截止2011年，發達經濟體國家政府債務融資升至10.4萬億美元，其中短期債務占經合組織成員國總發債比例的44%，這反映出一些成員國政府頻繁進行再融資已經無法通過發行長期債券穩定國內公共財政。當前，在全球債務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發達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3.8%，經合組織預計，2012年發達經濟體國家政府債務借款將進一步增長到10.5萬億美元。而明年，除歐洲還將是債務風險高發區之外，全球最大的債務國美國也將面臨著財政懸崖風險，而日本更是步入還債高峰期。據彭博統計，2013年日本的到期債券(包括國債、金融債、CPI掛鉤債等)本金高達1.98萬億美元，較2012年增長超過45%，債券利息為1139億美元，未償還貸款1071億美元。這使得發達國家越來越形成對債務融資的高度依賴，而降低總債務相對于GDP的水平就成為全球性難題。
縱觀當前的主要債務國，經濟增長率遠低于融資利率，較高的債務水平根本無法維持，迫切要求債務清償，“過度負債”條件下，遇到外部沖擊后，債務與緊縮相互作用，產生導致經濟循環下滑的機制。在資產負債表式衰退情況下，系統性失靈的風險在加大，即便政府和央行采取更多的經濟刺激措施，也只是“緩兵之計”，很難徹底逆轉債務危機所帶來的巨大阻力。
無奈的是，只能靠量化寬松維持債務循環，發達國家央行普遍通過長期低利率或量化寬松等方式來減輕債務負擔，從而走上了債務貨幣化的道路。但央行異化趨勢會帶來三大問題：一是長期極度寬松的貨幣環境掩蓋了潛在的資產負債表問題，由于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以美國為代表的主權債務成本處于歷史低位，新發債務的利息成本較低，這減弱了政府進行財政整頓和結構性改革的意愿，財政可持續問題的解決被延誤，影響長期宏觀經濟和金融的穩定。
二是長期極度寬松貨幣政策可能會扭曲金融市場價格體系。長期國債收益率是經濟決策的重要參考指標，人為降低長期利率和金融市場風險價差的大規模國債購買扭曲市場信號，導致資源錯配。
三是債務貨幣化大大稀釋債權人的利益，造成東西長期財富分配失衡。 截止2011年底，發展中國家儲備資產達7 萬億美元，這些儲備大多數以美國國債或其他低收益主權債券的形式投資，等于為發達國家進行債務融資，長期債務貨幣化勢必嚴重侵害債權人資產和金融利益。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美國財政懸崖風險、主權債務融資風險，以及新興經濟體受到的新沖擊會左右全球金融走勢，特別是各國央行債務貨幣化，及其引發的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將成為全球金融的新常態。（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