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最重要的是提升貿易“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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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最重要的是提升貿易“含金量”
本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經濟重心的東移，全球貿易增長引擎也向東轉移。據美聯社報道，中國僅用了5年的時間，就搶走美國維持一個世紀的全球最大貿易國的頭銜。然而規模增長的背后，中國獲得的貿易利益是否也隨著增長則是一個更有意義的話題。
一、 中國貿易呈指數級增長并成為全球最大貿易伙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得到爆發式增長。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僅為206億美元，2010年增加到29740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143倍，年均增長16.8%，其中出口發展尤為迅速，2010年中國貨物出口總額已經達到15778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161倍，年均增長17.2%。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貿易國，并已經是日本、韓國、東盟、澳大利亞、巴西、智利等重要經濟體最大貿易伙伴和這些經濟體的主要貿易順差來源國。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是全球127個國家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為70個。然而僅僅五年時間，中國便超過美國成為眾多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2011年中國是124個國家最大貿易伙伴，美國則為76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02年，各國與中國貿易額平均占GDP的3%，與美國的貿易額占8.7%，但是中國到了2008年就超越美國。去年各國與中國貿易額平均占GDP的12.4%，比美國過去30年來都高。盡管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進口國，但中國正在迎頭趕上。
圖 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貿易規模呈指數級增長
二、 增長繁榮的背后卻是貿易利益分配的巨大不平衡
然而，在高速增長的背后，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也逐步顯現出來。根據海關數據統計，1978年中國尚處于貿易逆差的地位，而到了2010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高達1815億美元，并一度創下占GDP比重將近10%的峰值。由于中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分工結構，這大大高估了中國的貿易份額，夸大了中國的貿易順差。
（1） 中國貿易份額和貿易順差明顯“被高估”
近十余年，中國對外貿易迅速擴大，很大程度上是外資企業拉動，尤其在出口商品與順差中，外資企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1991年跨國公司商品出口占中國商品出口的比重為18.3%，2002年提高到46.5%（2008年進一步提高到55.3%），明顯高于發達國家。當年法國的這一比重為15.7%，美國為14.9%，日本為9.5%，印度僅為3.5%。也就是說，中國的外貿規模與貿易順差是被跨國公司的進出口所放大，如果扣除跨國公司的進出口與順差，中國的實際進出口與貿易順差將足足減少一半以上。以2008年為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中國商品出口總額為14285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出口達7906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5.3%。
（2）高額順差背后是資本與勞動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由于資源豐富而且價格低廉等原因，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通常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由此，全球生產性資本根據資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潤極大化原則進行配置。
中國目前的資本/勞動比只是國際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國的十分之一。世界銀行基于中國120個城市的1240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發現，中國工業企業2005年平均凈資產回報率超過15%，私營企業的投資回報率達到19%，外資企業為22%，均顯著高于國際平均水平，也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高收益利潤緣何而來，很大程度上源于勞動力價格長期扭曲。就勞動力成本而言，過去近30年，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1998年到2008年，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中國一直存在要素價格扭曲并承擔相應成本。30年來，我國長期處于低要素價格狀態，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這是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的一個重要條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勞動力價格、金融市場的資金價格（主要由利率管制、資本管制、信貸控制、匯率水平所影響）、土地價格、能源與環境成本所存在的相對扭曲是中國國際順差擴張的根本原因。從發展趨勢看，未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資本收益率都會出現變化，這使得中國低成本優勢難以為繼。
三、 作為全球最大需求方幾乎沒有“定價權”
就需求衡量，中國多種大宗商品需求量，位居全球首位。入世十年來，中國大宗商品需求量的逐年上升，眾多品種大宗商品需求量位居全球首位。根據長城咨詢對大宗商品中25種品種的調查，其中有19種品種消費量全球第一，中國大宗商品總消費量約占全球總消費量的18.7%。其中，中國消費量占全球比重超過40%的有8個，包括鐵礦石68%、稀土67%、煤炭48%、精煉銅41%、原鋁41%、棉花40%等，作為全球主要礦產資源的最大需求方之一，中國雖然對世界大宗原材料貿易形成強大的需求拉動，卻沒有掌握貿易資源商品的“定價權”。近年來，由于國際市場能源、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中國付出了更多的外匯用于進口資源能源類大宗商品，貿易條件也趨于惡化。
中國未來必須通過要素價格的逐步市場化定價，使勞動力成本與資源、環境成本真實反應到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中，從而使企業盈余向勞動等要素轉移，扭轉中國“低要素、低成本、高回報”的全球價值洼地的不平衡格局。
四、中國要做有含金量的全球貿易“龍頭”
未來十年，中國貿易高增長的黃金時代可能漸行漸遠，中國貿易面臨前所未有的增長考驗。
（1） 國際市場空間有限，未來各國博弈焦點轉移至紅利分配上
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全球仍處于危機后的大調整時期。復蘇乏力，增長中樞下移，經濟增長低于趨勢增長率將成為“新常態”。在全球經濟新常態下，最稀缺的資源是國際市場空間。國與國之間的博弈由紅利的增長轉向紅利的爭奪與紅利的分配上。在全球經濟逐漸恢復過程中，美國、歐盟以及與中國貿易結構相似度很高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會使出各種手段爭奪有限的外部市場資源，貿易戰動蕩升級在所難免。
近期，歐盟與日本準備開啟雙邊貿易談判，而美歐之間自貿談判也再度被提上日程，此外，美國重返亞太，試圖推動美國主導的TPP框架建立，而中國也積極參與亞太自貿區的談判，一面是貿易保護大行其道，一面又是紛紛締結“盟下之約”，這背后其實是金融危機以后各國試圖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展開的新博弈。
（2） 資源剛性需求繼續增長，全球資源爭奪戰不可避免
另一個趨勢是，全球資源剛性需求將持續增長、供需矛盾不斷加劇，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變化和全球資源競爭日趨激烈導致利用國外資源的風險和難度加大。消費趨同正改變著全球資源的供求平衡，國家間的競爭將演變為資源特別是能源競爭。經濟性短缺、區域性短缺、地緣政治導致的供給中斷或短缺以及需求型短缺將會不同程度的存在，考慮到未來全球經濟重心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發達經濟體的總人口是10億，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總人口近50億，全球經濟增長的人口基數變化和新興經濟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將產生大規模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的升級換代需求，因此，新一輪消費勢必推動對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未來十年全球資源爭奪將可能演變為常態化趨勢。在全球多哈談判無望的情況下，地區性貿易協定卻緊鑼密鼓展開，這也會給中國資源能源貿易帶來非常的障礙和挑戰。
（3） 低成本紅利不再，中國面臨“前堵后追”雙重夾擊
一直以來，低成本要素紅利是中國外貿高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中國世界第一的人口規模和生產性較高的人口結構，不僅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為高積累率和巨大的資本投入創造了條件。由于資源豐富而且價格低廉等原因，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通常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由此，全球生產性資本根據資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潤極大化原則進行配置。
然而，隨著中國要素價值的重估，這一切都在發生改變。由于中國“人口紅利”高峰期將過。中國的勞動力供求關系將進一步逆轉將帶來工資的進一步上漲。盡管勞動力成本在這些行業中占據的比例相對較低，但兩國間快速收窄的工資差距使其成為一個重要因素。以美元計的中國工資預計將每年增長15%-20%，超過了中國的生產率增速。在考慮美國的生產率后，中國沿海地區與美國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間曾經巨大的勞動力成本差距預計到2015年將縮減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當考慮緊航運成本及諸如隱藏成本及全球供應鏈的復雜性后，中國的成本優勢將變得微小。
對中國來說，未來很可能面臨“前堵后追”的局面。所謂“前堵后追”就是前有美國等國家“再工業化”圍堵，“后有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追趕競爭”，也就是其他新興經濟體在提供具有比較優勢的低成本要素方面越來越強烈的競爭擠壓。目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已經開始放緩，越南、印度、墨西哥與東歐等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工業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新陣地，東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開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實現對中國制造的供給替代。
因此，能否重構中國的比較優勢是決定未來中國貿易增長的關鍵。中國唯有通過加大科技投入，集中力量開展關鍵技術突破，著手建立產業自主技術創新體系才能真正提高貿易增長的質量，也有這樣，中國才能夠成為有含金量的全球貿易“龍頭”。（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