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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奧巴馬國情咨文中的打算,美國終于啟動了跨部門貿易稽查中心,新機構的成立有兩大看點,一是新機構的設立將幫助奧巴馬實現其出口增加目標,從2009年的1.57萬億美元,到2015年翻一番,達到3.14萬億美元,二是這個新機構將協同美國多個部門以應對世界各地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特別是劍指中國。
中美之間貿易爭端處于高發期,又恰逢2012美國總統大選,中美貿易爭端頻繁不可避免,但值得我們關注的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出現了新的趨勢性變化:中美貿易摩擦正由“低端化”向“高端化”演變。
一直以來,“中國制造”被冠以低端的標簽,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技術含量低、單價低、附加值低的“三低”產品,但我們同時卻大量進口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和高價格的“三高”產品。尤其是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轉移了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對美的貿易,也造成了國際貿易利益分配失衡。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中國制造”已經開啟了向中高端邁進的步伐,中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已經在不斷提升。據海關統計,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間,高技術產品在我國貨物出口貿易額中的比重由14.9%提高到31.4%,而技術含量普遍較高的機電產品在我國貨物出口貿易額中所占比重則由42.3%提高到59.3%。
然而,產業不斷升級的中國出口企業,正面臨著日益升級的貿易摩擦,這些貿易摩擦,正從原來的中低端制造領域,上升到中高端制造領域。根據商務部發布《全球貿易摩擦研究報告(2010)》,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對華發起的貿易調查繼續呈高發態勢,同時,以知識產權、技術性壁壘形式出現的摩擦也不斷增多。
因此,無法回避的是,知識產權摩擦將成為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博弈重點。美國是實施知識產權制度最為成功的國家。多年來,美國利用其長期積累的科技成果、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嚴格的保護和救濟程序,不斷鞏固和加強知識產權優勢,使其知識產權制度在保持美國全球經濟的霸主地位,發揮了重要的貢獻。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為保護其國內企業和國家利益而頻繁使用的兩大著名條款,即301條款和337條款。近來,美國發起337調查就涉及中國13家企業。“337條款”主要是用來反對進口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侵權和不公平競爭行為,特別是保護美國知識產權人的權益不受涉嫌侵權進口產品的侵害。隨著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從“自由貿易”向“保護貿易”轉變,“337條款”已經成為管制外國生產商向美國進入產品侵犯知識產權的法律規則和單邊制裁措施。統計顯示,在截至2011年9月30日的2011財年,美國共發起了70項“337調查”,同比增加37%。而且不但規模升級,涉及的產品也在升級,開始瞄準照相手機、平板電腦、激光打印耗材等領域。
此外,新能源領域也是貿易摩擦向高端升級的一個體現。奧巴馬不僅將其視作一種能源戰略的轉型手段,更是作為應對經濟危機、拉動國內就業、促進“節能減排”的重要途徑。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美國,才是美國工業再造的方向。 而反觀中國,同樣將新能源產業作為中國整體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的引擎和關鍵所在。金融危機后在新興產業振興規劃的推動下,包括光伏產業在內的新能源產業出現了爆發式增長。目前中國產品在可再生能源市場中越發地占據主要地位,2010年中國光伏產量已達16GM-17GM,占據全球半壁江山。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而言,中國太陽能電池等光伏產業還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中下游,競爭形勢日趨激烈。尤其是越往下游(組件生產、太陽能應用產品)競爭越激烈,主要是由于下游產品生產投資少、建設周期短、技術和資金門檻低、最接近市場,因此也造成了中國光伏產業的產能過剩,更容易受到外部沖擊。
現在,對新能源的市場需求已經趨于飽和,但各國都要在有限的市場資源中獲得更大的份額,自然不可避免的要“短兵相接”。美國已經確定把新能源產業作為其實現“再工業化”和重塑美國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而中國也必須加快產業技術和品牌升級,重新奪回并開拓更為廣闊的市場。
可見,中美戰略博弈期的時間窗口已經打開,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將變得常態化,激烈化,中國要學會把摩擦和沖突當做產業升級和拓展全球市場的機會,變“被動”為“主動”,在全球價值鏈中不斷“上位”。(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