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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個轉變”推動中國走上對外投資大國之路
事實上， 加入世貿后，中國國家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規模和總量上有了飛速變化，也對經濟結構調整和深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漸進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始終不停地改變著中國的發展脈絡和軌跡。隨著中國經濟基礎的累積，要素價格體系的重估，以往“以資源促發展”、“以市場換技術”等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發展方式面臨深刻的變革。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了新的工業化階段，需要中國在全球化產業分工中上升到新的階段，需要全球化配置資源，因此“兩個轉變”推動中國邁向對外投資大國。
（一）“從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的轉變
中國對外投資提速，既有對外產業布局的考量，亦有通過調整資產結構、而從更深層次上看，謀求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從資本集聚戰略到資本輻射戰略，從貿易大國走向資本強國，實現由積極爭取貿易優勢向培育更高層次的資本競爭優勢轉變，是中國對外經濟結構轉型的必然選擇。隨著中國資產規模、國內儲蓄、結構調整等方面的發展與變化，中國已經具備了大規模海外投資的基礎條件：
一是“雙缺口”已經變成“雙剩余”。在2000年以前，中國的國際投資政策是以鼓勵吸引外資、限制對外投資為主要特征的。限制對外投資與鼓勵吸引外資具有相同的邏輯與現實基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比較典型的儲蓄短缺和外匯短缺同時并存的“雙缺口”格局，吸引外資可以同時彌補這兩個缺口，而限制對外投資可以同時防止這兩個缺口擴大。中國的“雙缺口”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變，到目前已經完全變成了儲蓄過剩和外匯過剩的“雙過剩”的局面。在“雙缺口”基礎上形成的鼓勵吸引外資和限制對外投資的邏輯均已經不存在了。
二是進入對外投資的歷史階段。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IDP)理論，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NOI，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差額，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人均2000-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IMF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人均GDP超過4382美元，正處于鄧寧所指的資本大規模輸出的歷史發展階段。
三是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是我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另一方面，新興產業的競爭力日益增強。我們在全球生產鏈中占有的環節不斷擴展。中國市場日益龐大，并正在成為我國規模經濟型產業的優勢來源。我們不僅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直接投資東道國，也正在成為世界主要的投資母國之一。
事實上，“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是一國向成熟型國家發展必經的歷史發展階段。以日本的發展為例，在上世紀60年代通過對外貿易創造了經濟騰飛之后，日本就逐步加快了對海外的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鑒于對外投資對繼續實現經常收支的巨額盈余越來越重要，日本內閣經濟財政咨詢會議2005年4月通過了《21世紀展望》，首次提出 “投資立國”理念，強調日本要充分運用特有的經營資源和先進的生產技術，開展全球性的投資活動，真正走向“投資立國”。截至2009年，日本已經連續19年成為全球海外凈資產最高的國家，也就是全球最大的債權國。特別是從2005年開始，日本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表中，經常項目下的投資收益盈余就超過了貿易盈余，這意味著日本已經完成了從輸出商品到輸出資本的轉變。日本已經從一個“未成熟債權國”向“成熟債權國”走出了第一步。幫助日本騰飛的那一代日本人已經帶動日本全社會進入“老齡化”階段，但逐步增加的投資盈余將繼續保持這個國家的長期競爭力，削弱“人口紅利”消失的影響。作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之一，中國如今也面臨著一系列潛在的挑戰，例如“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出現或將何時出現以及“人口紅利”何時消失。盡快推進中國從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轉變，不僅將使中國從全球生產中心上積累的競爭力延伸至全價值鏈生產中，也將緩解“老齡化”社會所帶來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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