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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本流動的成因不僅是周期性因素決定的,更是由結構性因素決定的,全球分工體系、跨境資本紅利以及經濟發展的內外失衡是資本流動的長期驅動力,因此,長期看,應對全球資本流動還在于糾正以內部失衡調整為著眼點的經濟均衡發展。
一、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成為新常態
統計數據顯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全球GDP增速3.5%左右,國際貿易增長平均增長6.8%左右,但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達到了14%左右,大約是全球貿易的兩倍、全球生產的四倍,這表明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趨勢大大增強資本擴張的步伐明顯加快。
過去二十多年里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兩次大規模資本流入。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初,另一次是本世紀初直到金融危機爆發終止。而今新興經濟體面臨全球第三次大規模資本流入。金融危機以來,在歐美國家利率幾乎是零利率水平的大背景下,套利空間長期存在使得新興市場國家持續面臨資本流入的壓力。IMF研究發現,與前兩輪“資本流入潮”相比,本次危機后的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有了明顯變化。在構成上,第一輪中,外國直接投資占最大比重,第二輪以銀行信貸為主,現在流入新興經濟體的金融性投資資產組合更多,同時流動流動的速度更快、規模更大,持續時間也更長。
金融危機以后的三年間,跨境資本向新興市場國家的流入已積累了巨大規模。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報告,2010年流入新興經濟體的私人資本為9900億美元,比2009年高出54%;預計,2011年全球資本將有10410億美元流向新興經濟體,其中中國約占新興經濟體吸引資本總量的四分之一。相比其他新興經濟體,中國一直是國際私人資本最大的目的地,預計2010年到2012年私營資本凈流入在2500億美元上下,是巴西的近兩倍,是印度的近3倍,中國正面臨非常大的資本流入壓力。
二、全球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動根植于全球經濟失衡
事實上,全球失衡一直是影響國家經濟結構以及全球資金流向的關鍵驅動力,就是因為發展的不平衡,資本的逐利性才驅動資本由利潤率低流向利潤率高的“價值洼地”。從全球貿易分工循環來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正趕上了全球產業與貿易分工體系重組的浪潮。歐美發達國家將傳統的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相應的國際產業和資本大量向我國轉移。
利潤驅動是資本輸出的共有動機。中國價值洼地吸引國際資本長期流入的巨大磁場效應主要體現在高收益、低成本兩方面。從長期的資本回報看,全球跨境資本紅利得益于兩大價格體系失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巨大的生產要素價格差也被金融資本視為紅利。由資本追逐利潤的強烈動機所驅動,包括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在內的國際資本開始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流動。從資本回報率分析,國際資本偏好于新興的制造業大國或資源出口類國家,中國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數據顯示,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間,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資本回報率增長,這是吸引跨境資本長期持續流入的重要原因。
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中國一直在經歷著要素價格扭曲并承擔著相應的成本。30年來,我國長期處于低要素價格狀態,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這是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的一個重要條件。多年來,為了招商引資,許多地方政府以幾乎零租金的價格向外商提供土地,這意味著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資源價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正是這種扭曲在某些行業和地區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資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以低價的中國制造出口全球,并通過貿易順差回流境內的格局。
從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角度看,投資依賴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吸引大規模資本長驅直入的根本原因。數據顯示,從2001到2009年,國內投資率由36.5%上升到47.7%,消費率卻由61.4%下降到48%,其中居民消費率由45.3%下降到35.1%。目前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目前低收入國家居民消費率平均達到75%,高收入國家達到62%,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為57.5%,全球平均為61.5%,中國為35%左右,明顯偏低。而另一方面,我國的儲蓄率持續上升,由2002年的40.4%迅速提高為2008年的51.4%,2009年盡管略有下降,但也達到49%,占2009年全球儲蓄的28%,居于世界首位。國內儲蓄與國內投資的缺口越來越大,資本形成對國際資本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國際資本流入呈長期快速上升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