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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人們關注于“劉易斯拐點”是否加快到來的同時，另一個與人口結構變化相關的“老齡化赤字”問題正在迫近。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老齡化進程步伐大大加快，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未富先老”的發展中大國，選擇何種養老模式意義更加重大。
一直以來老齡化被看作是與“人口紅利”相對的“人口負債”。人口老齡化確實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許多挑戰和沖擊，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將導致用于養老的資源總量的增加，如需增加有關養老的財政支出、提高企業養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與養老有關的公共設施等。這些都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經濟資源配置格局的改變。同時勞動力嚴重短缺也將帶來經濟總產出下降，儲蓄率下降，導致投資減少等等。
然而我國老齡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社會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齡人口規模大、未富先老等特點。上海、北京這樣的大都市情況老齡化更加突出。一般而言，發達國家是在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工業化完成之后，才進入老齡化社會，這時西方國家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發展；而中國是在低收入水平下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未富先老”已成為嚴峻的現實。
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力量的選擇歷來是社會養老保障模式關注的焦點。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并開始推行從出生補貼到喪葬費的一攬子福利計劃，福利國家開始在歐洲風靡起來。在這種國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擔了公民各種社會保障(醫療、教育、養老、救濟、失業)的資金來源與待遇支付職能，但是我們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國家保障養老模式？
西方一些國家的養老保障方式，與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長期承諾的迅速擴大，這些承諾的最終承擔者仍然是國家財政的巨額赤字。政府對社會基本養老的承諾具有制度剛性，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養老保障覆蓋面擴大對財政的潛在壓力將逐步顯現。特別是金融危機后，長期財政償付能力使一些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負。
據IMF統計，從2007年至2014年，20國集團(G20)中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國債負債率(國債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將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這場危機的成本最多只會有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成本的5%。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預計到2017-2018年，老齡化每年帶來的額外成本將達到GDP的1.6%。增加的相關開支相當于為國債負債率上升37%償付利息。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預計將使國債負債率上升29個百分點。據統計，法國退休金赤字在2010年將達323億歐元，2018年將達423億歐元。沉重的債務負擔正在吞噬者政府的財政資源。
同樣的養老赤字也在逼近中國，去年我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11491億元，比上年增長18.0%，全年基金總支出8894億元，比上年增長20.4%。收大于支，但是支的增長速度大于收。2001年以來，在覆蓋的城鎮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中，參保人數平均增速為4.04%，已經低于離退休職工人數的平均增速6.64%，而養老金的籌集主要依賴參加養老保險的職工人數。顯然，養老金收小于支會持續下去，這意味著全國養老保險收支出現赤字并非是遙遠的事。
那么中國應該選取什么樣的養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國的養老體制安排需要與“未富先老”的國情相一致。在較低收入水平下解決中國養老問題，既要考慮人口老齡化對現行養老保障體系的挑戰，又要考慮量力而行，防止對長期增長帶來沖擊。因此，我們需要從可持續性角度對中國養老保障體制改革進行評估，并結合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經濟增長前景，兼顧“效率”和“公平”，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體制改革方案。
從社會發展規律看，養老保障模式的選擇受制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養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養老保障模式而言分為家庭保障模式、國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撐的社會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種。
在我國人口結構發生快速變遷、傳統家庭養老保障功能萎縮、政府財政支付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推進社會化養老共建保障模式應該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首選模式。而這種多元支撐的社會化養老保障模式就需要養老公共服務體系、社會化養老機構、社會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等一系列制度設計的全面跟進：
第一層次：加大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執行力度。由政府、企業和個人三方統籌模式，即企業和個人為主，政府提供補貼，實行現收現付籌資方式，是一種強制儲蓄型的養老保障模式。
第二層次：積極發展商業養老保險。采用自愿性，由政府提供政策，個人具有經濟能力和偏好選擇，實行積累制籌資方式，是商業資助型保障模式。
第三層次：要積極壯大養老基金規模，為養老基金保值增值需要出口。但二者的收益水平卻相去甚遠，全國社保基金自成立以來的年均投資收益率為9.8%，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收益僅僅不到2%，沒有跑贏4左右%的CPI上漲。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也是相當低。因此要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積極拓展股票投資、債券投資、私募基金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把養老基金做強做大。
第四層次：延續居家養老模式。從真正體現“供養與反哺”的血脈相承和中華道德傳統的角度看，居家養老模式還是最被認可的，但要看到新的年青一代面臨的是“421”新的家庭結構，政府如何通過各種養老補貼制度，為其減負至關重要；
第五個層次，應通過針對老齡人口的福利政策，也建立退休養老待遇與工資增長脫鉤，與物價上漲相掛鉤，真正讓老齡化福利與國民的收入增長同步。
老齡化赤字正在逼近，全方位啟動中國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