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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危機蔓延對日本及全球產業經濟格局的影響
關鍵詞： 福島 核電站 安全殼 核輻射 核泄漏
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放射性物質泄漏到外部。
災后重建所產生的投資需求會促進GDP的增長，反而有利于經濟發展，凱恩斯的“破窗理論”又被用于預測日本災后的經濟發展，破窗理論的所謂“災難創造財富”的思想的確影響深遠。
目前有許多人把此次日本災后經濟前景與二戰后和阪神大地震后的情形相比，認為日本二戰后和阪神大地震后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災后重建的需求拉動，并由此推斷這次災后大規模重建有可能使日本經濟出現“V型”復蘇。然而情形是不是如此，我們還需要分析其大背景，全球經濟產業格局的迥異很可能讓這次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夠迅速從戰敗后的陰影中走出來，迅速恢復了經濟實力，并為高速增長奠定基礎，其機理非簡單地重建可以概括，除了自身的經濟基礎以及勞動力和資本充裕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戰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使日本經濟命運有了奇跡般的轉機，這其中有三大最重要的因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一是二戰初期，美國在全球推行“馬歇爾計劃”，日本成為美國亞洲戰略的的重點扶持對象，美國對日本實施全方位的扶植的政策。1949年到1951年，美國以“占領地區救濟基金”和“占領地區經濟復興基金”名義，向日本提供的貸款和救援物資達23億美元，特別是后來美國在亞洲的幾次戰爭，日本成為為其提供戰略軍事補給的“大后方”，日本獲得了大量的物資采購，從而為日本商品進入世界市場打開了大門。
二是二戰后日本在實現“經濟自立”的戰略指引下，大規模進行經濟結構改革和工業體系建設，包括制訂鋼鐵、煤炭、造船、電力等行業的生產合理化計劃，把私人投資的40%吸引到這些行業，加快改造舊設備的步伐；設立日本開發銀行和日本進出口銀行，對重點行業的設備投資和進出口提供長期低利貸款，并直接對鐵路、港灣、電力等部門進行財政投資，支持基礎工業的恢復和發展； 修訂稅制，對企業設備實行特別折舊制度，加速設備更新等等，形成了日本的一次大規模資本積累。
三是日本選擇了“貿易立國”的發展戰略，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努力創新，實現趕超，并利用國際經濟“三低”(匯率低、油價低、工業原材料價格低)的有利條件，構筑了“日本制造”的強大基礎，1968年GDP超過原西德后，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再來對比一下1995年阪神大地震。阪神處于日本的重要工業帶，那里集聚著日本重要的臨港工業，阪神地震對于日本制造業和交通運輸造成了嚴重影響，據估算對日本造成的損失大約10萬億日元，占當時日本GDP的2.5%。盡管遭受了如此嚴重的經濟損失，但在強勁的重建需求推動下，地震發生當季實際GDP環比增長1.2%，而且此后一季度環比增長率加速至5.1%。阪神能迅速從災害中走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日本的債務余額對GDP之比為90%左右，財政赤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對GDP之比為5.4%，政府財力仍然充裕，足以讓日本政府花費20萬億日元用于實施創新復興計劃。
此次“3.11”日本大地震所處的東海岸地區，盡管經濟規模僅占到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左右，但集中了日本大量鋼鐵業、石化業、制造業、核電工業等日本重點產業和支柱行業，被稱為“京濱工業地帶”，地震導致的企業停產倒逼，運輸障礙以及能源短期供應中斷將會對日本制造業乃至日本經濟造成很大影響。
日本能否像前兩次災難后一樣，制造業強勁復蘇，經濟迅速反彈呢？情況恐怕不一樣了，全球產業和經濟格局的改變讓日本所處的大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從重建的財力看，無論是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還是國債依存度，目前日本都是世界發達國家中最差的國家，財政與債務已經岌岌可危，政府沒有充足的財力用于規模重建，與此同時，全球正處于脆弱的危機修復期，總需求低迷，同樣飽受高債務、高失業率困擾的美國、歐洲經濟體很難拿出資金來支持日本。再次，日本部分制造業恢復也可能遇到來自于中國等新興制造大國以及德國老牌制造大國的競爭。一方面，中國、印度等國正在迅速崛起，德勤全球制造業小組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聯合發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表明，中國、印度和韓國的崛起已經形成了全球新的制造業版圖。2010年中國占世界制造業產出的19.8%，略高于美國的19.4%。而另一方面，日本的高端制造部分也會遭到來自于德國制造的挑戰。
這次地震將對日本乃至全球的產業經濟格局帶來深遠變化。近兩日，日本核泄漏導致核危機蔓延，其對日本的打擊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層面，這場大災難恐怕會超出我們所有人的想象。（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