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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但是另一方面，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加值率較低，約為美國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國的5.56%。中國制造業在質量上與發達國家仍存在差距。從中間投入貢獻系數來看，發達國家1個單位價值的中間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個單位或更多的新創造價值，而中國只能得到0.56個單位的新創造價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個經濟體投入產出效益的另一個綜合指標。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率僅為26. 23%，與美國、日本及德國相比分別低22.99、22.12及l1.69個百分點。
由于中國制造業仍處于世界制造業產業鏈的中下游，我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技術含量低、單價低、附加值低的“三低”產品,卻大量進口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和高價格的“三高”產品。我國制造業部門對美貿易的價格貿易條件呈現明顯的惡化趨勢,反映出我國單位出口商品交換能力的減弱,出口的每單位商品獲得的貿易收益貿易附加價值卻在下降。
我國出口高速增長是靠出口數量的急劇擴張帶來的，而且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轉移了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對美的貿易，從而使得我國具有了虛幻的“貿易順差”現實。中國制造業對美貿易的貿易分配中處于失衡狀態，造成了全球前五大貿易順差和逆差經濟體占全球貿易順差和逆差的比重從20年前的20%擴大到今天的60%。
然而這種失衡的也狀態在不斷地進行著調整。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以低工資報酬、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額出口退稅補貼的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加上原材料的全線上升，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快速升值壓力，中國制造業已經舉步維艱。而在匯率爭端和貿易圍剿中，未來中國面臨的國際外部環境也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人民幣升值給中國制造轉型提供三大契機：一是為轉變中國經濟發展對出口市場的過度依賴問題，挖掘國內市場潛力提供機會；二是有利于把重心轉移到推進制造業升級上和技術升級上，避免中國經濟鎖定在低附加值、簡單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上；最重要的一點是借助人民幣升值契機將貿易優勢轉換為資本優勢。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上，除了企業的利潤最大化選擇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沖銷外國對華直接投資產生的國際收支效應，人民幣升值積極推動企業走出去。
當年日本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大幅升值后，也加快了日本“貿易立國”戰略向“海外投資立國”戰略轉變。2005年4月日本內閣經濟財政咨詢會議通過了《21世紀展望》，首次提出“投資立國”理念，強調日本要充分運用特有的經營資源和先進的生產技術，開展全球性的投資活動，真正走向“投資立國”。2006年6月，日本經濟產業省發表《通商白皮書》，提出要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在進一步開展全球性投資活動的基礎上，以提高對外資產收益率為中心，改善國際投資的結構和質量，到2030年力圖把所得收支盈余對GDP的比率提高一倍。為此，日本積極消除對外直接投資的各種障礙，促進直接投資雙向擴大。人民幣升值給予中國資本更多走出去的機遇，中國制造業企業可以增加對新興市場的投資。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非洲、拉美等地對中國制造業高端耐用消費品、機械設備、高端機床、數字化通信產品有相當大的需求，中國的設備和技術也普遍適應它們的經濟結構和技術水平，更具比較優勢。
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國制造而言并不都是“危機”，如果能抓住轉型契機，化“危”為“機”，中國一樣能獲得新的發展紅利。（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