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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2010年真正具有考驗大智慧的挑戰年，全球經濟危機客觀上為我們調整結構、加快改革、擴大內需，提供了強有力的倒逼機制。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胡錦濤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調整力度。中國戰略部署從調整收入分配發力，吹響深水區改革攻堅戰的號角，新一輪制度紅利的開啟所釋放出的勢能，將對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促進內需型經濟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究其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長期以來只注重財富增長，而忽略了財富分配。首先是收入差距過大，中間階層的“夾心化”、造成內需增長不振；其次是城市化進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結構，貧富差距和社會安全的缺失激化社會矛盾。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且見不到內需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中國也同樣面臨著與其它新興發展中國家同樣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體現為國家財富的迅速積累，但是相比之下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卻遠遠小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僅成為經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鎖閉了中國經濟成長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
我國內需長期遲遲難以啟動、最終消費不足，與初次分配和二次再分配環節的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直接相關。在初步分配中，目前存在 “勞動收入在GNI(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資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低”以及“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比重低”的“三低”現象；在再次分配環節中，國有企業經營性資本收益向居民轉移機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環節對居民收入的“逆調節”問題較為突出。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消費占GDP比重持續下降，最終消費不足。
因此中國未來改革的視角不僅要關注財富增長，更要關注財富分配。建立與國家經濟增長相匹配的國民收入穩定增長機制，提高居民的長期收入預期，實現“經濟增長”與“國民增收”的同步性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將是促進財富增長，解決財富分配的不二法門。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曾是日本經濟突破瓶頸的致勝法寶，被視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宣布啟動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計劃》的政策目標是實現“戰后經濟復興，經濟和國際收支自我平衡，實現全民就業”。其內在指導思想是:一方面通過經濟的高速增長來實現國民增收和促進經濟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國民增收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來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三者互為促進，相輔相成。《計劃》采取最低工資制、社會保障計劃、增加農民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等一系列措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日本實施的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大大超過計劃規定的目標；實施計劃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正如外界評論所言“通過《收入倍增計劃》，日本經濟變成美麗的白天鵝而騰飛”。
應立足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成果共享、增進和諧”的原則，打破“鼓勵生產、抑制消費”的制度性約束，通過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和收入分配等領域的深層次改革，啟動終端消費，釋放內需增長潛能。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終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再分配機制“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不僅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加大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的政策力度；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并提高國有企業分紅的范圍和比例，增加對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徹底解決國有企業經營性資本收益向居民轉移機制缺失問題；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通過土地流轉進行抵押、入股、融資，逐步調整城鄉收入分配二元格局，使農民獲得要素資本賦權；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門檻，引進競爭機制，通過控制價格和稅收調節壟斷企業利潤率；完善財產性收入增長的保障機制，提高居民的長期收入預期；降低稅負，提高個稅起征點，通過結構性減稅，以減保增、以減促加。
“人們往往高估5年內的變化，但低估10年內的變化”。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已現。中國正在尋求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長、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之間的平衡，相信通過這些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夠優化中國的消費生態，實現發展理念由“經濟增長優先”向“富民發展優先”，發展路徑從“國富民強”到“民富國強”，發展階段由“生存型階段”跨入“發展型階段”的三個轉變。（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