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7月9日訊（記者 張寧銳 張正朋 和海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中華大地已成共識，深得民心。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看來，“兩山論”中的“就是”是一個重要關鍵詞，要讓政府、企業和人民群眾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在日常生活中，對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這個“就是”看得見摸得著，能清晰地算出一個明白賬，感受得更加具體，這是從學術研究、技術支持到體制機制建設亟需系統解決的重大問題。

日前，劉世錦接受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平臺）專訪，他認為：生態價值和綠色收益要能核算，建賬戶，有市場，可交易。中國下一步要轉向綠色發展模式，就必須建立一套和綠色發展相配套的、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在綠色發展中能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

中國網：“十四五”以及今后更長一個時期，綠色城鎮化可能是中國綠色發展的主要載體和主戰場，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出后，您對綠色城鎮化有什么新解讀？

劉世錦：中國的新型城鎮化已經提出很長時間了，我們過去提過新型工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并行又互相推動，新型的工業化必須有新型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一個很重要的考量是綠色城鎮化。

十八大以來，中央從總體布局出發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各方面得到較好落實。但是我想，可能下一步會發生更大的變化，某種意義上，以前只是一個序幕，中國綠色發展大幕才剛剛拉開。

為什么呢？因為現在中國提出了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尤其碳中和，特別重要。碳達峰是說會達到一個峰值，有可能是在不提出碳減排任務的情況下自然達峰，比如說一些發達國家，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服務業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碳的排放自然到達峰值。所以，碳中和是一個更重要的任務，你排出多少碳，還要再吸收回去，最后是要達到相對的零排放。

有些人講，到2030年碳達峰，在這之前我們能不能多排一些，這個想法就是沒有搞清楚碳達峰和碳中和的關系，你現在排得多，下一步碳中和的任務就更重。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就要為完成碳中和的目標采取切實措施。

綠色城鎮化將來是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推動，這個內容包括目標、戰略、具體措施和最后評估的標準，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中國網：最近關于碳中和的討論很多，碳中和目標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挑戰和壓力，發展和減排有時候是矛盾的，該怎么化解？

劉世錦：沒錯。發達國家他們一般是在工業化基本完成以后，人均收入水平三四萬美元甚至更高一點才提出碳中和的目標，我們現在是人均收入一萬美元就提出來。另外，我們的人均碳排放七噸了，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也超過了歐盟平均水平，這個水平再往上提的空間非常小。

一些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高碳發展路子走不通了，我們的路子只能是減碳并保持中高增長。這樣大一個國家走這樣一條路子，挑戰不小。

實現碳中和目標有五方面優勢

中國網：既然挑戰如此之大，戰勝這樣的困難，您認為底氣在哪里？

劉世錦：認真分析一下，就會發現我們的機遇還是有的，我想最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第一，西方發達國家是人均收入三四萬美元甚至五六萬美元的水平上才實現綠色轉型，他們支付的重置成本相對比較高；我們是在一萬美元水平上就開始推動轉型，從整個綠色轉型的歷史進程來講，人均被擱置的資產相對也較低，早動手則整個社會為之付出的成本較低，就會獲得很大比較優勢。

第二，中國現在還能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有巨大的市場。我們現在的中速增長也相當于有些發達國家增速的二到三倍，這樣的發展速度和巨大的市場規模，對綠色技術創新非常重要，有利于形成新的商業模式，促進綠色轉型。

第三，中國的綠色技術、數字經濟已經有一個不錯的基礎。并不像其他技術革命時期我們與西方的差距那么大，這一次我們尚有差距，但差距已不是很大了，在新能源汽車、光伏發電等有些領域是并跑甚至領跑。

第四，數字技術能夠助推綠色發展。有研究表明，數字技術能夠廣泛使用后，有望減少碳排放30%左右。中國在數字技術方面，也是有一定優勢。把數字技術和綠色化很好融合起來，將會實現優勢疊加。

第五，我想還是制度優勢。中國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頂層架構，提出了包括綠色發展在內的新發展理念，我們的政府相對來講行動能力、執行能力、組織協調能力都比較強，這樣有利全社會達成共識，形成合力。另外我們也可以采取一些財政、貨幣等手段，對綠色化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政府通過界定產權，推動市場交易，可為綠色發展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市場基礎。

簡單地說，綠色城鎮化下一步面臨著更多的機遇，把這些優勢和機遇利用好，就能夠化解挑戰。 

用“生態元”核算生態資本 建綠色責任賬戶和碳賬戶

中國網：剛才您說五條機遇和優勢，那么具體來說困難在哪里？尤其是您2019年提出“生態元”的概念和生態資本服務貨幣化、可交易的問題，“生態元”的本質是要解決什么問題？

劉世錦：問得很好。目前無論是碳中和，還是更寬一些講綠色發展，都面對一個問題：我們到底用什么樣的體制機制來推動落實。

比如說最近大家都在談碳市場的問題。碳市場在歐洲已經搞了十多年，國內近些年一些城市也建立了碳排放權交易所，總體上看交易不算活躍，不及預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自愿交易，靠的是一種道德感召，但是要成為一種長期的、大面積的、可持續的行為，就靠不住。

現在，我們提出了碳中和這個目標，中國下一步要轉向綠色發展模式，就必須要建立一套和綠色發展相配套的、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在綠色發展中能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我覺得這是我們所面臨的非常重要的問題。

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創造幾個條件：首先一個就是核算問題，包括碳的核算，也包括綠色收益的核算。你剛才提到的，我們最近幾年致力于探索一個更為科學、客觀、具有可操作性、能夠發揮數字技術優勢的一套新的綠色收益的核算方法，我們叫做“生態元”。

生態學有個詞叫做生態資本服務價值，國際近些年興起的一項研究認為，這些生態資本服務價值都來自于太陽能量，可以用太陽能量的度量單位焦耳來進行度量。我們借鑒了這套方法，把太陽能值轉化成“生態元”，一個“生態元”相當于10的9次方太陽焦耳。

我們先把最初的沒有人類行為干預的情況下的“生態元”算出來，然后根據發展變化進行增值和減值。比如說植樹造林，改善環境，“生態元”可增值；如果有的地方環境污染，“生態元”就減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運用了數字技術，能夠實時動態監測。

中國網：我特別感興趣一點，如果有一天，這個“生態元”能夠像我們計算GDP一樣，在全國范圍內、不同層級去計算，是不是就意味著這種生態資本可交易、可貨幣化了？這對我們的綠色發展意味著什么？

劉世錦：對！我們的研究團隊，在一些地方已經試點了，包括陜西省西咸新區、深圳市等地，把這套理論數字化、可操作化，每天、每小時，理論上來講每分鐘“生態元”是多少都可計量核算、清楚顯示。利用這個東西可以評估綠色發展方面的進展情況，進行獎懲評估。“生態元”為什么增加了，要表揚誰，有根據；為什么減少了，要批評的話，板子打下去人家也是服氣的。用這個方法，生態補償的問題就很好解決。

我們最近在做一些研究和試點，以“生態元”為基礎，建立綠色責任賬戶和碳賬戶。

首先我們做一個碳賬戶。碳賬戶是什么意思？碳賬戶就是每一個行為主體，比如說我們的企業，甚至包括某一個人，你排出的碳是多少，我們要核算、計量，確定你的責任。

在這個基礎上，再做一個綠色責任賬戶。我們把生態資本服務價值用“生態元”來表示，作為資產方，同時把碳的排放作為長期負債，把一般污染物的排放做短期負債，兼顧考慮經濟增長的因素，做出一個生態資本的資產負債表，這個資產負債表用賬戶的形式表現出來。然后我們再與國民經濟核算中投入產出體系里邊的“收入法”相結合，就形成一個包括全國、各個省、市、縣乃至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個人的綠色責任賬戶。

這個賬戶確定了你的責任，也確定了你的權利。有了這個賬戶才能交易，這樣的交易才是有動力、有基礎、可持續的。這個賬戶如果能夠建立起來，就是未來市場在綠色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一個微觀基礎。以賬戶為基礎進行交易，讓市場也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我們認為，未來的交易既包括碳的交易，又包括“生態元”的交易。

這里面關鍵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個是核算的問題，第二就是賬戶的問題，包括碳賬戶和綠色責任賬戶，第三個是推動碳的交易和綠色收益的交易。

這是打基礎、立長遠的工作，把這個體制框架建立起來，可真正推動國民經濟各個領域的綠色發展，促進經濟社會生態協同發展。

中國網：這兩個賬戶的信息采集是怎樣做到的？

劉世錦：我們設計的核算分兩步：第一步是初始核算，就是利用已有的數據，比如來自衛星地理圖片的數據和信息進行核算。舉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某一個地區有多少植被，是闊葉林還是針葉林，不同類型里的植被所包含的太陽能值是不一樣，依據國際上一套通行方法進行核算。初次核算的數據相對比較穩定，有時候一年可能變化都不大。

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動態核算，考慮減值和增值的因素，比如說新增了多少植被，得把這個加進去；如果一些植被破壞了，一些水被污染了，就要減值。這個動態有快變量、慢變量兩種。

中國網：比如，有個地方突然刮了半天沙塵暴，這個分值會不會統計進去？

劉世錦：這個就是快變量，包括每天的氣象信息。沙塵暴從哪里起源，刮到哪里，我們把這些數據采集來，疊加到整個信息系統中，進行計算。所以說，這個值是實時變化的,能實時反饋到每個行為主體的賬戶上。現有的污染監控信息、生態環境信息、國土信息、氣象信息都可以被充分利用起來。這比一年出一次環境生態分析報告更具時效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生態元”視角下：院子里的樹比深山里的樹定價高

中國網：您有沒有一個信念或者說自信，這套系統什么時候能夠在全國普及推廣？或者說，最大的障礙在哪里？

劉世錦：我們做了一些試點，是取得了成功的經驗，下一步就是推廣的問題，現在技術上沒有太大的問題，關鍵在推廣。

在中國，很多事情還是讓地方、基層先試，試好了再更大范圍推廣。過去有些東西很難量化，也很難進入市場，隨著人們認識的進步，也包括技術手段的改進，過去不能夠量化的現在能夠量化了，不能交易的現在可以交易了，這就是進步，進步了的東西也被越來越多地接受。所以，對未來的推廣，我還是有信心的。

中國網：我通俗地理解，如果您說的上述能實現，比如西藏只要把自己的生態保護好，缺“生態元”的地方愿意或者必須花錢從類似西藏這樣的地方交易這個“生態元”,出售“生態元”的地方的GDP（或者財政）也就擴大了。

劉世錦：對，您說得非常對，我們就是要讓“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里的這個“就是”看得見摸得著。

總的來講，城市還是以生產GDP為主，但實際上也承擔者推動生態發展的責任。我們有一套算法，每一個地方生產多少GDP需要對應多少“生態元”。如果你不夠，就購買“生態元”。

我們首先要把賬算清楚，算清楚以后進行交易，交易推動專業化分工。有些地區不適合搞工業，甚至不適合人居，但是環境很好，那個地方就多生產“生態元”；適合搞工業、適合城鎮化的，那就多生產GDP，然后相互進行交易，這樣各得其所。

這個可能性完全存在。解決了這個問題，資源就可能重新配置，更優化的發展方式就可能出現。

中國網：這樣會不會導致另一種極端:生產GDP的那個地方的環境越來越差，生產“生態元”的那個地方越來越“遠離現代化”？

劉世錦：一般來講，應該不會。因為城市是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如果這個地方環境太差，人們就不愿意在這里居住。人們對環境是有要求的，城市能改善環境的也要盡可能改善環境，城市綠色收益的增長，對人民群眾美好生活質量的提升作用更為直接。

“生態元”核算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變量，就是距離。比如有一棵樹在大山里離你200公里，另外一棵樹就在你生活的城市里、你家的院子里，這兩棵樹哪棵價值高？——肯定是你院子里那棵，因為離你很近，你很方便地享受到了這棵樹所提供的生態資本服務價值。人們能不能享受到這種綠色收益，和距離有直接的關系。正因如此，與人們生活距離更近的生態資本，定價就更高。這會鼓勵人們讓城市“增綠”，形成更多更豐富的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的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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