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微博 首頁 > 社會發展 > 環保 > 動態

2013年07月22日10:37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然而硬幣總有它的兩面。

必須承認，在發展問題上，我們的干部有使不完的勁頭，我們的行政有相當高的效率，但在環保實施力度和資源使用效率上，我們的表現就要遠遜一籌了。

據國際能源署統計，中國單位GDP能耗盡管近年來所有下降，但仍為日本的7倍左右，相當于世界均值的兩倍。2011年，我國GDP占全球的10.48%，卻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鋼鐵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為了“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綠卡”、“掛牌”、“進廠審簽”、“預約執法”等土政策風行，環保執法部門對企業的正常監督執法受到阻撓。近年來曝出的血鉛超標、違法排污等事件，很多就是企業扛著“掛牌保護”金字招牌種下的惡果。

不充分的發展與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就這樣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時存在。這是中國的困境，也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共有的尷尬。

就像每個月掙100塊錢的人如果要靠10塊一斤的有機大米養活，其結果必然是饑餓，環保成本的高昂，催生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沖突與矛盾，也成為許多地區在生態環境方面寅吃卯糧甚至飲鴆止渴的現實背景。

精心調適發展與環保的關系，盡最大可能維持兩者間精細的平衡，不僅是經濟問題、技術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這是對人類智慧和倫理的雙重挑戰。這樣的挑戰，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都不會消失。隨著經濟版圖變遷和社會轉型，在局部地方甚至還可能進一步激化。

（五）今天的中國，就處在生態環境矛盾的激化期。

就在十八大報告強調“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的時候，中國已經進入公民環保意識覺醒的時代。

從1997年開始，環境污染糾紛直線上升，每年遞增25%，到2002年已超過50萬起，環境維權成為社會熱點。2005年以來，從圓明園防滲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到廈門、大連、寧波、成都、昆明PX等重化工項目，再到最近的廣東江門核燃料風波，環境公共利益沖突日趨尖銳，對抗方式也更加激進。

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態環保意識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領導干部落后的發展理念。

事實上，從4000年前的夏朝，到3000年前的周朝、2000年前的秦朝，官府都有春天不準伐木、夏天禁止捕魚，不準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的禁令。在糧食危機隨時可能引爆的古代，對王朝穩定的最大威脅是饑荒，官員的主要職責，是守住底線。到了當代，這樣的觀念被“GDP至上”的政績指揮棒所取代。這種理念延續了“超英趕美”的傳統，又有著近幾十年“發展主義”思想作依托，一時之間很難扭轉。

在很長時間里，地方干部競爭的“政治錦標賽”模式，其中心內容是“經濟錦標賽”，經濟業績成為考核任用干部最簡便易行的標尺。迅速改變一地之面貌、實現民生之發展，變成地方干部最主要的追求。只爭朝夕的現代化，讓很多人有一種停不下來的沖動。與此同時，受制于對現代化規律的認識局限，環境問題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這樣的背景之下，環保部門的尷尬也就在所難免了。

法律授予環保部門的是檢查權、罰款權和建議權。但是在基層，這些職能有時會被各類土政策阻擋，有時會被地方保護主義的長官意志扼殺。權力一旦可以繞過法律，決策也就可以拋開程序。很多大型項目上馬時，不透明的環境評價過程，不充分的公共決策參與，其實質往往是為了讓項目順利過關。可一旦遭遇公眾的抵制，這些工程無論環境影響如何，通常都會迅速下馬，形成“一鬧就停”的示范效應，讓一些并不理性的鄰避運動得到不應有的鼓勵，也讓一些本屬必要的項目中途夭折。

權與法的沖突，理性與欲望的齟齬，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較量，剪不斷，理還亂，成為環境改善的羈絆。對此，環境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環境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博弈，實質上是“局部與全局的博弈、政績與民生的博弈、大資本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博弈”。

（六）審視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沒有一個國家成為工業大國而不曾遺留環境破壞問題、付出艱難治理的代價。

泰晤士河曾經看不到一條魚，甚至跌落河中的人也被要求常規防疫接種，英國政府經過20多年的艱苦整治，才將它變成潔凈的城市水道；日本治理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歷時近30年方見成效。美國洛杉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受光化學煙霧困擾，治理60多年，到20世紀初才基本打贏這場“藍天保衛戰”。即便如此，洛杉磯地區的臭氧水平依然常年超標，大約有100萬成年人和30萬兒童患哮喘病，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6億美元。

發達國家的工業化之路，多則二三百年，少則100多年，其環境問題是分階段出現的。我國的工業化，真正上路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快速發展階段則是近30多年，環境問題呈現壓縮型、復合型特點。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斷出現，新舊問題疊加，污染機理更加復雜。加之觀念、政策、制度、管理、技術的滯后，解決起來自然更加困難重重。

一方面，我們面臨的生態環境現狀，就像一個人長期透支身體，積勞成疾，多病纏身。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環境治理、生態恢復有其客觀規律，只能遵循，無法超越，解決起來得有耐心；

從另一個角度看，也不能因為發達國家通常在人均GDP1萬美元時才出現環境拐點，而我們現在才6100美元，就坐等發展階段的升級。以韓國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人均5000美元時環境就開始好轉了。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們深思。

形勢的發展，已經不允許我們像發達國家那樣按部就班地解決環境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統籌協調、標本兼治，探索一條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發展新路，從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

轉型，首先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繼續提升第三產業比重，推動技術創新、降低節能環保技術成本，逐漸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產能，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轉型，關鍵是優化法治環境。賦予環保部門有力的強制執行權，克服環境法律法規偏軟、可操作性不強、處罰力度不夠的弊端；加強執法監督，健全內部監督制約、完善層級監督、落實社會監督，堅決杜絕行政權力對環境執法的干擾，構筑生態文明的法治基礎。

轉型，重點是協調利益關系。觀念問題的實質是利益問題。就像考核標準不變、領導干部的行為方式就難以改變一樣，如果缺少外來約束，企業難免將環保成本轉移給消費者，而公眾也可能只想著呼吸新鮮空氣卻不愿意付出代價。實現利益結構的調整，破解人人都說環保重要、可一旦觸及自身利益就不干了的“吉登斯悖論”，必須依靠不斷的制度變革和機制創新。

轉型，核心在喚起全社會參與。歸根結底，環境問題是由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共同導致的社會問題。幾十年來，“環保靠政府”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對于克服環保領域的市場失靈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單純的行政措施，不僅邊際效益遞減，而且容易產生權力尋租的弊端。只有政府、企業、個人、社會一起發力，綜合施治，美麗中國才可能由愿景化為現實。

（七）經濟增長、社會公正、環境保護是世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實現經濟繁榮、建設生態文明、促進社會和諧，是美麗中國的基本內涵。

英國衛報記者華衷講過一個故事：小時候大人告訴他，如果十億中國人一起跳起來，地球將偏離軌道，人類會因此毀滅。憂心忡忡的他從此每晚睡前都要祈禱：“不要讓十億中國人一起跳起來”。后來他來到中國，發現十幾億中國人真的“跳起來”了——他們以只爭朝夕的焦灼，奮起直追人類現代化的潮流。

華衷的擔憂，也是中國人自己的擔憂：如果人們的價值取向不能從物質的富足功利向社會的健康文明轉化，如果生產方式不能從資源掠奪型向保育再生型轉軌，如果消費行為不能從高能耗、高消費向低能耗、適度消費轉變，美麗中國終將是紙上談兵。

事實上，轉型已在更自覺地加速推進。

本屆政府成立短短4個月間，就有兩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圍繞大氣治理和節能環保產業展開。讓城鄉居民喝上更干凈的水、呼吸更清潔的空氣、吃上更安全的食品、享受更良好的環境，很多省市區確定了生態文明建設的路線圖、時間表，不少地區提出了“生態強省”、“生態立市”的戰略目標。以往的GDP競賽，正在逐步轉向公共服務競賽、改善民生競賽、節能減排競賽、社會管理競賽。

把“生態”重新引入經濟學，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實現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第一位的追求。從剛剛公布的今年上半年主要經濟數據看，新增就業持續增加，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加快，能源消耗強度下降增幅加大，經濟轉型的攻堅戰初見成效。

中央氣象臺歷史上第一次專門針對霧霾發出預警；人民日報等媒體以報道與公益廣告提升全社會環保理念；實行有史以來最嚴厲的車用油品新標準，逐步將燃煤電廠撤出城市中心地帶，試行以天然氣和新能源取代汽油作為城市公共交通燃料；眾多企業、民間組織積極參與的“中國低碳聯盟”一個月前正式宣布成立；從9月起環保部門將主動公布重點監控企業的排放數據等信息；電價改革、資源稅改革以及征收碳稅等政策列入議事日程。

在日常生活層面，限塑令頒布4年多來，全國每年減少塑料購物袋240億個，相當于節約石油480萬噸，約占大慶油田年產量的1/8；近3年時間里，5.2億只節能燈、5000多萬臺節能空調、460多萬輛節能汽車進入尋常百姓家……

不必諱言，今天的中國，我們還未能完全擺脫很多發達國家經歷過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但轉型已經開啟，發展不容回頭。“同呼吸，共奮斗”，為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產生活環境，是13億中國人的共同追求。美麗中國，正孕育在每個人的努力之中。(任仲平)

返回頂部文章來源： 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