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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會、學校、家庭、社區及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牢記這個“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認真反思我們對兒童的虧欠，并為此自責、羞愧，我們才有可能把孩子的事做得更好。
今天是“六一”兒童節，送給孩子們最好的禮物，莫過于重申“兒童權利最大化”這一全世界兒童權利保障的基本原則。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提出，“關于兒童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這就是“兒童權利最大化”的權利保障原則。中國是這一國際公約的簽署國，在《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01—2010年)》中，根據中國的國情，“兒童權利最大化”被解讀為“兒童優先”的原則。
這應該視為政府和全社會對孩子們的莊嚴承諾。毫無疑問，對照這個承諾，我們還有諸多值得認真反思的、對不起孩子的地方。
在社會資源分配中，“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還不能落實到每個孩子身上，這是我們必須反思的地方。就現狀看，一方面我們每年的“三公”消費是一個天文數字，壟斷利益集團分割了最優質的社會資源，我們的大都市越建越漂亮，甚至和歐美國家的大都市沒有什么差別，富裕家庭的孩子為肥胖而發愁，為過度教育而煩惱，但另一方面，相當多的貧困兒童則生活在嚴重匱乏的狀態之中，連基本的營養都難以保障。在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的格局之下，“兒童利益最大化”對不少孩子來說還只能是一個理想。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一個舉辦過奧運會并贏得世界贊譽的國家，作為一個以社會公正為基本價值追求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有責任通過合理的公共政策平衡社會資源的分配，讓所有的孩子都獲得“兒童利益最大化”必需的資源，這種對公平的追求，絕對應該“優先”于財富積累的效率。
另一個需要反思的地方，是我們對孩子們做過的一些承諾為什么落空了。比如上世紀90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對經濟不發達地區兒童的生存、保護和發展給予特殊支持”，但時至今日，我們一些貧困鄉村的兒童連一本字典都得不到，在一些城市里，流浪兒童仍然是一個社會問題。再比如本世紀初制訂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提出，“有計劃、有步驟地普及學生營養餐，減少營養不良或營養過剩”，“繼續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提高兒童食品、玩具、用具和游樂設施的質量，保證其安全無害”等等，現在看來，這些目標實現得并不理想。直到今天，農村學生一人一杯牛奶、一個雞蛋還是奢望，一些貧困鄉和西部地區的孩子，在學校里還只能吃上“黃豆拌飯”；現在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更有甚者，有問題的兒童用品、食品對兒童安全的威脅，仍然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當然，需要反思的地方不只是這些。兒童的教育和成長環境，是整個社會環境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政府、社會、學校、家庭、社區及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牢記這個“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認真反思我們對兒童的虧欠，并為此自責、羞愧，我們才有可能把孩子的事做得更好。（ 張金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