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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四個階段接近“錢學森之問”
提問紛至沓來，６５歲的朱清時委員有些吃不消了，抬頭問：“現在我是不是可以離開了？”
可是記者們有點“薄情”，繼續提問：“很多大學都說要做世界一流大學，在這個過程中最需要解決哪方面的問題？最需要突破哪方面的瓶頸？”
沒想到，這個問題打開了朱清時委員的話匣子：“過去十年，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經過了四個階段。”
他說，第一個階段，１９９８年他當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時，覺得中國大學的教學大綱、教材太落后，就帶了很多人到全世界各地大學調研，想做改革。
但是改革推進不下去，發現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老師沒有積極性，因為老師想評職稱，想得成果獎，想得到經費，就必須出論文。“他們并不在意講好課。最容易講的是他熟悉的東西，他沒有積極性講新東西。我們意識到，光改教學大綱不夠，深層次是要改人。”
第二階段，中科大開始引進各種人才，把教師隊伍換了一遍，還引進了國外人才，但還是不行。
“他們到了中國又變了，也競爭經費、競爭成果獎，也發表論文去了。因為規章制度和體制在那里，他們的前途在那里，他們對講課也沒興趣了。”朱清時委員顯得很無奈，“所以橘子在南方叫橘，在北方叫枳，這是中國一個古話，說得很貼切。”
第三階段，朱清時發現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各種規章制度和體制。“所以我們開始提倡去行政化，不要由誰的官大誰說了算。評職稱驅使老師像運動般干各種行為，這都是行政行為，都是行政官員的政績工程。”
由此，他開始要求大學追求學術，按照學術規律來推動學校的事情。可是，仍然磕磕絆絆。
第四階段，他又發現了更深層次的問題。“關于教育的一些規定已經法制化了，我們走一走就碰到法律法規的邊界。”他說，“這時我才意識到，過去制定的有些不利于教改、不利于教育發展的內容必須改掉，這樣我們才可能順利發展。”
由此，才有了南方科大突破制度障礙的嘗試。“現在我們一些教育法律法規是三十年前制定的，那時候并不懂‘研究型大學’，也不懂得錢學森所說的‘創新型人才’培養。以那時經驗制定的法規，就卡死、堵死了創新人才培養，堵死了新型大學的發展之路。”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朱清時委員認為，要想回答這一“世紀之問”，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完善有關教育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