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近年來維持在72%左右。截至2008年底，我國有100多萬大學生不能順利實現就業。待業大學生，處于怎樣一種心理和生活狀態？社會如何給他們更有效的幫助？
華東師大教育科學學院學生李源源、社會學系學生齊美勝在丁鋼教授的指導下，以“待業大學生群體生存狀態研究”為題，實地調查了滬上大學生待業群體的情況，其中包括上海戶籍和部分非上海戶籍大學畢業生，用2129份有效問卷和46個個案訪談，勾勒出了這個群體的生存肖像。該研究項目在第十一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中獲得特等獎。
近七成把求職當作每日主要任務
“待業的大學生并不是像一些輿論描述的那樣整天游手好閑、不思進取。”李源源告訴記者。
調查顯示，有68.1%的待業大學生把求職當作每天最主要的任務；43.3%的人會用空閑時間看書自學或參加各類培訓班，以提高自身能力。可見，待業大學生一直積極而且主動地謀取崗位，而非心安理得地接受家庭經濟支持和幫助。比起上海戶籍的待業大學生來說，外地戶籍的待業大學生生活更為艱難。他們一般住在最廉價的旅館里，遠離家庭、學校，希望能在上海打拼出一片天空。
在求職過程中，相當多的待業大學生身心疲倦，情緒低落：57.1%的人感到很累，40.1%的人感覺找不到目標，22.6%的人對生活感到失望。“啃老族”是待業大學生最怕聽到的稱呼，他們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于家庭支持，但他們絕非有意“啃老”，而是普遍對“啃老”表現出了強烈的愧疚感。“父母都老了，可能會生病或者怎么樣，我畢業了但沒能賺錢，還要靠他們養，想想真是難過，欠父母的太多了……”這種愧疚感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
待業大學生人際交往顯得封閉。調查顯示，有59.3%的人很少與人交流，有話卻找不到人來傾訴。有學生說：“以前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周圍有很多同學和朋友。現在大家都忙自己的事，只有我待在家里，一天都說不到幾句話。很多事情吧，又不能跟父母說……”
能夠理性看待自身就業困境
大學生為何會待業？是就業期望值太高，放不下架子嗎？調查顯示，待業大學生中，大多數人對自身的定位還是比較準確的。
有63.8%的人認為自己介于精英階層和普通勞動者之間，28.8%的人認為自己是普通勞動者的一員，僅有7.4%的人認為自己屬于社會精英。在薪酬問題上，有48.5%的人愿意接受1001到2000元的工資收入，這遠低于上海市發布的2009年畢業生指導工資。相比之下，待業大學生尋求個人發展空間的需求十分強烈。為了追求個人發展，沿海大城市成為待業大學生求職的主要地域。
華師大學生在研究報告中分析，待業大學生群體不能順利就業，與當前的就業環境和產業結構有關，即待業大學生的出現，是由于總量性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引起的。多數待業大學生把個人因素視為待業的主要原因。在“大學生就業難，您認為誰的責任最大”中，52.5%的人選擇了“個人”；59.3%的人認為“自身能力不足”是導致就業難的原因。
待就業大學生對于高等教育滿意度如何？調查顯示，1.3%的人“非常滿意”，14.7%的人“滿意”，“一般”的比例為55.9%，“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比例分別是24.0%和4.0%。這說明待業大學生與高等教育培養體制之間并未呈現緊張態勢。
挖掘人力資源潛力需多方合力
如何尊重和保障待業大學生群體的利益，挖掘這一群體的人力資源潛力？
華師大學生在研究報告中建議，政府應建立專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調查顯示，盡管57.5%的待業大學生的生存成本由家庭承擔，但是待業大學生仍然面臨著較大的生存壓力。來自農村地區、非滬籍待業大學生，由于受到戶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約，遭遇生存困境。因而，建立專門的待業大學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降低待業大學生的生存成本和求職風險，維護待業大學生尊嚴。
同時，有關部門應鼓勵和支持待業大學生，尤其是家庭經濟貧困、來自農村地區的高校畢業生，通過最廉價、快捷的方式(如網絡)進行失業登記，從而使待業大學生能夠及時得到相應的基本生活補助和就業服務。要重視相關政策的宣傳效果和運行效率。調查顯示，盡管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促進就業，但是待業大學生對現行就業扶持政策認知度較低。當然，待業大學生自身也應該積極主動地了解相關信息，從而在相關政策的有效利用中，改善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研究報告中還提出，社區服務應關注待業大學生生存狀況。社區可以依托社工，擴大服務的范圍，在服務對象上，盡可能打破戶籍限制，從而讓更多的待業大學生從中受益。社區還可以根據待業大學生的自身專業特長等現實條件，及時向待業大學生提供就業信息。本報記者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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