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出資的科研項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
國家撥付經費的科研項目，卻很少有人去追究其產業轉化率是多少
本報記者 李劍平
在日前舉行的2009年寧波大學校長與企業家論壇上，與會的大學校長照著講稿，宣讀著自己學校所取得的一連串科研成果和發表論文的數量，代表們聽得昏昏欲睡。當浙江沁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葉建榮走上發言席時，他的幾句話讓大家一下子振奮了起來。
葉建榮的開場白就是：“我的觀點比較尖銳，大學校長最不愿意聽。”他的發言幾乎是與大學校長針鋒相對。他說：“目前，高校科研項目與企業需求相距甚遠。這座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非打破不可。”
葉建榮舉例說，5年前，有一個大學教授建議沁園集團上馬一個家庭潔凈水工程系統，他們聽后非常振奮，立即送給對方一個萬元大禮包。企業后來收購了一家公司生產相應產品，次年大規模上市，銷售量一直上漲。
今年5月，企業又把這位教授請到企業“支招”，沒想到他的報告與5年前如出一轍，企業工程師聽后直搖頭，認為按照教授的提議去做，必然落后于市場。
說到這兒，葉建榮提高嗓門告訴大家：“企業在前進，大學沒有跟進，就無法滿足市場需求。”
論壇主持人介紹的一組數字也和大學校長們列舉的科研成績唱了反調，而是印證了葉建榮的觀點。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平均僅為20%，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專利技術的交易率也只有5%，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一切圍繞經費申請與發表論文轉”
國內高校的科研成果轉化率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盡管有關方面也一直在想方設法加強產學研合作，但是成效不明顯。對此，一些企業界人士認為，原因就在于高校的科研機制還深深地烙有計劃經濟時代的印跡——研發與產業脫鉤，科技成果轉化率與績效無關。葉建榮說：“一切圍繞經費申請與發表論文轉。”
華東理工大學國家技術轉移中心主任張武平的切身體會是，“如果沒有寫出論文的話，即便產生幾千萬元經濟效益的科研項目，也只會被認為只有應用水平，不具備理論高度，不是一個好的科研項目。”下一個年度申請科研項目經費時就不具有核心競爭力。
眼下正在考察研究“金磚四國”科技創新體系的中國科學院政策所專家張洪石說：“當前，中國高校的科研導向扭曲，甚至在國家撥付項目經費的‘溫室’中‘自娛自樂’。搞科研項目都是為了出SCI論文，有了論文就評教授，評上教授就是人才。國家給高校的科研經費，80%左右投向了應用科學項目。但在申請項目時，第一考量的是發表論文數，因為SCI論文發表越多，表示你的研究水平就越高。”
教育部科技司的統計數據也證實了這種現象的存在。該司副司長陳盈暉說：“高等院校用占全國16%的研發人力，不到10%的研發經費，產出了全國三分之二的國際論文。”
張洪石在做一個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時發現，某班兩名博士畢業后，一個在北京某著名大學工作，每年可發SCI論文七八篇，但應用技術專利少得可憐；另一個去了某工科大學的博士恰恰相反，每年有六七項應用技術專利誕生，但鮮有SCI論文發表。
據研究分析，問題就出在科研經費投資主體與評價目標上。上述第二名博士所在高校的科研項目除縱向有國家經費投入外，大部分經費來自軍工集團或項目的橫向投資。中科院這位專家舉例說，如飛機、衛星材料科研項目驗收時，根本不會考慮你發表多少論文，而在于這種材料做成的產品能不能上天。 “上不了天，發表多少論文都是紙上談兵，難以蒙騙過關”。
“80%的科研經費都被‘玩兒完’了”
“現在大學教師最不愿意承接企業投資的科研項目，10個科研人員難有一個。”張洪石介紹，因為企業出資的科研項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可國家撥付經費的科研項目就不一樣，很少有人去追究科研項目的產業轉化率是多少。有的科研項目拿到幾十萬元經費后，就干脆直接發幾篇論文，‘空對空’過關，大家知道項目評審要么是給錢‘走過場’，要么是圈內人士‘自娛自樂’。今年OK了，明年包裝一下項目大家再相聚。”
“80%的科研經費都被‘玩兒完’了。”中科院政策所這位專家說。
浙江振亞投股集團總經理沈國鋒表示：“80%的科研經費被‘玩兒完’這句話一點都不為過。”他就碰到不少大學里的“江湖”教授。他們把一些還是理論層面或實驗室技術狀態的項目，拿來找企業聯合申報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科研經費或補貼。這是不少大學教授致富的一種途徑。實際上，這些科研項目離中試與產業化階段還非常遠，但他們的各種理論與數據資料十分全面與系統。
同一個項目在好幾個省市同時得到經費資助
據沈國鋒透露，在不同省、市與企業聯合申報項目獲取國家科研經費，也是高校包裝科研項目的一種策略。因為現在國家大力鼓勵自主創新與產學研合作，從國家到省、市、縣級政府都有大量的科研項目與配套經費，比如大學一個評審驗收的技術成果，在杭州是填補市內空白，但到了蘇州也同樣屬市內首創，就可以順理成章拿到不同地方政府的科研經費。
由于地方政府科研項目評審信息缺乏共享，他就遇見過一個在江蘇省獲科研經費資助的項目，到了浙江省同樣獲得國家經費補助。不少大學教授就鉆這個政策空子，“‘玩’科研經費的游戲”。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科研經費被一些利益關系人當做一種潛在的資源進行運作。握有科研經費審批權的人，授意高校、企業今年哪幾個項目可以報，能拿到錢，然后從中共享利益。“把國家科研經費老是撥給自己的‘關系戶’，那些真正需要得到經費資助的企業或項目卻難以受惠于此。”這位浙江企業老總說。
以科技部公布的2009年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項目(“973”計劃)名單為例，公眾所能發現的信息只有項目名稱、作者單位與擬安排經費預算數額，更多的信息無從查找。社會各界難以監督。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理工大學副校長錢鋒建議，“大學確實要反思這些問題，政府主管部門更應考慮解決問題。”
張洪石表示，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困擾我國高校科研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資體系與評價指標不變革的話，將“濤聲依舊”。他與葉建榮不約而同地建議，國家除了對高校基礎研究項目直接撥付經費外，對應用科技項目可以走市場化道路，由項目業主單位或客戶企業投錢，國家給予企業相應投資額的免稅支持。因為企業奉行的是“誰投資，誰當老板，誰說了算”，“高校那些‘忽悠人’的科研項目就難以再去忽悠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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