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不可怕，可怕的是對貧困的歧視，而且難以通過自身努力找到向上的通道；沒背景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遭白眼，并屢屢失去公平分配資源的機會。一個人如果長期處在受歧視、機會總比別人少的環境中，怎能不出現一定程度的心理問題？
連續相關的幾條新聞，都不得不讓我把目光專注于我們的心靈。
7月16日《時代周報》報道了北大墜樓碩士賈昊在生命最后6天屢遭挫折喪失自信的悲劇；而此前幾天，北京科技大學學生黎立在校內銀行搶劫了十萬塊錢。7月15日央視《新聞會客廳》邀請黎的兩名同學和一位教授做了一檔節目。黎立的同學透露，原本善良、內向的黎立去搶劫有貧困的因素，但絕非僅僅是為了錢，他在母校讀了6年仍沒能畢業。
央視節目的題目就是“關注大學生心理健康”。誠然，并非任何人在物質上都很富足，誰都可能在生活中遭遇挫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因此而去搶劫、報復乃至輕生。初看上去，當事人心理“有問題”的嫌疑往往難以洗刷干凈。但新聞中，認識賈昊兩年、最后6天一直陪伴他的劉揚就很困惑，“他（賈昊）之前這么快樂、這么陽光、這么幽默的一個人，那么有內心力量，他肯定能自我調節的啊。”在劉揚心目中，賈昊并不封閉，“特別能說，說話神采飛揚的，而且他聲音特別動聽，特別有磁性”。不過，劉揚也承認，在最后的日子里，賈昊反反復復提到的一句話是“我現在一點心力都沒有”。
從新聞中看，賈昊報考博士被拒絕，幾個工作機會，盡管他“考試成績優異、實習表現也受到了中層領導的認可，卻總是在校領導層被‘奇怪’地刷掉”……沒法知道哪個原因是最后那根稻草，但匯集在一起，悲劇就產生了。
毫無疑問，黎立和賈昊這兩個考上名牌大學、曾經十分努力的人，本應代表底層一種奮發的力量。但勵志佳話沒能續寫，悲劇自然有其個人因素，可社會的反省也切不可少。如果黎立孤立無援的處境能得到學校乃至更多同學的同情，如果賈昊抓到那么多被“奇怪刷掉”的工作機會中的一個……這些假設對當事人來說已經意義不大，但它可以給社會的反省和糾偏指引一個方向。
生而為人，不能選擇父母和家庭，如果先天就背負生活重累，就沒有任何背景可以炫耀，但這在正常社會里并不特別讓人焦慮。貧困不可怕，可怕的是對貧困的歧視，而且難以通過自身努力找到向上的通道；沒背景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遭白眼，并屢屢失去公平分配資源的機會。一個人如果長期處在受歧視、機會總比別人少的環境中，怎能不出現一定程度的心理問題？
一個所有要素都向公眾平等開放的社會，才是真正的開放社會；只有在開放的社會里，才會有開放的心靈。7月15日的《廣州日報》對高中生棄考現象進行了調查，文中引用了中國社科院的一個結論：農村孩子改變現狀越來越困難。你難道能說，“越來越困難”的背后，都是農村孩子個人努力不夠的結果？很多事件、種種跡象都在警示我們：建成一個開放社會還任重道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