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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５月，國家計委開始了準備工作；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４日，國家計委召開專門會議，傳達李富春關于未來１５年遠景計劃(草案)。李富春提出，根據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編出15年遠景計劃草案，再根據１５年遠景計劃編制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輪廓草案。
１９５６年，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編制出《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并于９月交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通過(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 ２７日在北京舉行)。
《建議》提出"二五"的基本任務是：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和擴大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發展基本建設和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相應地發展運輸業和商業；努力培養建設人材，加強科學研究工作；在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增強國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５年內確定的主要指標是：１９６２年工農業總產值比１９５７年原計劃增長７５%左右,工業總產值增長１倍左右，農業總產值增長３５％左右，鋼產量達到１０５０-１２００萬噸，煤產量１.９億-２.１億噸，糧食５０００億斤左右，棉花４８００萬擔左右，基本建設投資總額比"一五"增長１倍左右，國民收入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５０%。
"二五"計劃雖然反映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改變國家經濟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但是卻用主觀愿望代替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此，它一開始就受到１９５８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沖擊，使得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泛濫起來。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建議》被擱置。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委黨組《關于研究和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和建議》。國家計委的建議主體內容是：國民收入中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工業和農業的比例關系、工業和農業內部的比例關系等。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討論并批準《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該意見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目標是：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提前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經濟、技術、文化的高度發展，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到１９６２年，全國就能建成強大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各協作區就能建成比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有各自特點的工業體系；全國在鋼鐵和其他若干重要產品的產量方面就能接近美國；在主要科技方面就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根據這一目標和要求，很多的具體指標比原"二五"計劃高出１-８倍之多。由于計劃嚴重脫離實際，指標過高，加之自然災害和前蘇聯撕毀合同，使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陷入困境。
１９６０年８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期間，根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提出要對經濟進行整頓和調整的問題；８月中下旬，國家計委在討論編制１９６１年經濟計劃控制數字時，李富春提出，"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著重解決配套、補缺門、前后左右和品種質量問題，以便取得主動。"８月底，國家計委在向國務院匯報１９６１年經濟計劃時，提出了"調整、鞏固、提高"的問題。周恩來在聽取匯報后，加上了"充實"兩字予以完善，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９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批轉的國家計委《關于１９６１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大力恢復農業，壓縮基本建設和重工業生產，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到１９６２年，國民經濟才開始好轉。但是，與１９５６年提出的《建議》相比，除原煤、石油、發電量達到規定指標外，鋼、水泥、糧食、棉花等許多重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遠遠低于規定指標。
"二五"期間，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０．６５％，最高年３２．２％，最低年－３１％。１９６２年與１９５７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僅增長２０．７％，平均每年增長３．８％；農業總產值則下降了１９．９％，平均每年下降４．３％；國民收入下降了１４．５％；全民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下降了５．４％。
１９６１年８月下旬-９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決定為了繼續完成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再用３年時間（１９６３-１９６５）繼續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作為今后發展的過渡階段，為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