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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疏散論”是當時城市規劃學領域的一部扛鼎之作。在二戰還沒結束時,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就提出,英國當時只有3600萬人口,卻集中了500萬的精英跟德國法西斯作戰;戰爭一結束,這500萬人就要結婚、生孩子、找工作,到哪里去好?如果這些人全部涌到倫敦來,倫敦就會“爆炸”。受沙里寧的思路的啟發,丘吉爾請了一批規劃學家推出“新城計劃”,在英國倫敦之外布局了30多個衛星城市。具體實施方式就是在政府組建新城開發公司后,通過向國家財政借款,一次性地把農地征過來做新城規劃和基礎設施投資,然后再把土地賣出去、把錢收回來后
城市和農村要互補發展
健康的城鎮化,應當建立在城鄉居民雙向自由流動的基礎之上。從經濟穩定的角度來看,這種城鄉互通的人口流動,也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最好的辦法。2008年的危機曾導致我國沿海城市數千萬農民工失業,后因其還可以回鄉種地,因危機而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
有些經濟學家總是簡單地認為,只要把農村的人口搬到城市里來,就完成了城鎮化,生產效率會自動提高、社會分工會自動推進、科技水平會自動發展。這其實是有問題的。任何一個國家的農業現代化,必須是健康城鎮化和生態安全的底板。
這一底板還會呈現出另外一種作用:隨著城鎮化率超過50%,傳統農村會越來越“值錢”,鄉土文化、一村一品、農業景觀、田園風光會變成稀缺資源,由此就會萌發農村旅游熱潮,從而帶動農村超越工業化階段,走向一條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有哪些事或錯誤的決策,可能會觸犯“城市和農村要互補”這條底線呢?
錯覺一:過高的城鎮化率預期。
當前,各省城鎮化規劃所設定的城鎮化率目標可以不斷地隨時間攀升到60%、70%、80%……按照這個路子走,其實是有問題的。
世界上的國家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人口以外來移民為主,且土地遼闊、地勢平坦,比如美國、澳大利亞等。這類國家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85%以上甚至90%。另外一類,比如法國、意大利、德國和日本,曾積累了豐厚的傳統農耕文明。他們的城鎮化率峰值一般只能達到65%左右。這些國家的人口大都以原住民為主,且地形大多崎嶇不平、人多地少。由于這些國家很多市民的祖先來自農村,一般容易發生“逆城市化”現象。
其實,這類“回歸田園”的現象在浙江已經發生。在該省,住在城市里的人口是60%,農村里是40%;住在農村的那40%人口中,60%的人是不務農的,只是居住在農村,其中只有40%是真正務農的人口。由此可見,住在農村的人,未必就是務農的。現在大量城市中的老年居民拿了養老金后到農村租一個房子,住在那里養老,呼吸新鮮空氣,種點菜、養養家禽……隨著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此類現象將日益普遍。
錯覺二:迷信私有化的土地政策。
現在有不少學者主張,農民應該把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和農房賣掉,然后帶著所獲得的資本到城市中去。這樣的先例實際上在拉美、非洲早就出現過,農民因為土地私有化,把土地和房產賣了之后舉家遷入城市。
但是,根據聯合國人居署的統計,如果這樣做,由于大量土地出售而導致的土地價格低廉,會形成資本對土地的廉價掠奪,而農民因此獲得的并不多甚至可能非常少。有的剛夠支付去城市的路費,卻再也回不去了。在強大的資本面前,農民的權益遭受漠視已成定局。
健康的城鎮化,應當建立在城鄉居民雙向自由流動的基礎之上。從經濟穩定的角度來看,這種城鄉互通的人口流動,也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最好的辦法。2008年的危機曾導致我國沿海城市數千萬農民工失業,后因其還可以回鄉種地,因危機而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而如果讓農民 “裸身”進城,有去無回,國家整體經濟結構很可能就此失去彈性。
錯覺三:將城鄉一體化變成城鄉“一樣化”。
當前,大量的村莊被拆,村莊的數量急劇減少,許多基層干部夢想一步就把農村變成城市、希望因為并村而多出來的土地指標可以在城市中變賣。但是,如今不少所謂“農村里的‘城市社區’”都空在那里。這也是一種資源浪費。其所造成的結果不是城鄉互補發展,而是“城鄉一樣化”。 “城鄉一樣化”不僅可能導致寶貴的鄉土旅游資源的喪失,也不利于現代化農業的建立。
錯覺四:把農業現代化看成單純的擴大土地規模。
世界上有兩種現代化農業規模經濟模式:一是土地規模型的農業現代化,追求每一戶種幾百畝甚至幾千畝。這類模式在以移民為主的國家占主導地位。二是在人多地少的原住民國,一般采取以適度規模的社會服務來實現農業現代化。在該模式下,農戶種的土地可能只有幾十畝甚至更小的規模,但是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都可以分包出去,由專業企業來提供低成本服務。因此,盡管每戶農戶擁有的土地不多,卻還是可以形成經濟效率。這種規模服務型的現代化農業在法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很普遍。
我國絕大多數省比較適宜采用第二種模式。而河南、東三省等地是適用于土地規模型的農業現代化發展路子的。在我國,這兩種模式可以并行不悖。其中,自然村落和小城鎮無疑可以是建立規模服務型現代農業模式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