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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各省市紛紛亮出2012年財政收入成績單,雖財政收入增速下滑明顯,但絕大多數省份均能超額完成預算目標,僅個別省市未達目標。不過,下到市縣級別,情況則更為多元,2012年不少市縣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
在財政收入形勢嚴峻的背景下,很多省市通過加強非稅的征收力度,做到應收盡收。雖然非稅收入占比大、增速快,會影響財政運行質量,但不少省市的非稅收入在一般預算收入的占比仍多達30%以上,為財政收入增量部分貢獻巨大。
另外,從已經公布的數據來看,不少省份2012年12月份財政支出要遠高于其他月份。
大規模超收減少了
體量較大的東部發達省份,財政收入增速相對較低。
廣東省繼續位列地方公共財政收入規模第一,2012年實現收入6228.2億元,同比增長12.96%。廣東2011年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同比增速為22.1%,考慮到2012年宏觀經濟形勢,以及國內調控和減稅政策,2012年目標下調到10%。
由于財政收入增速下滑,也使得財政超收比例下降。如地方公共財政收入規模在3000億元以上省份,基本將偏差控制在4%以內。
如,江蘇全年地方公共預算收入達5860.69億元,增長13.8%,原定增長目標為10%。山東為4059.43億元,增長17.5%,原目標為14%。上海為3743.7億元,增長9.2%,原目標為8%。北京為3314.9億元,增長10.3%,原目標為10%。
但,中西部仍不乏超高速、超標準完成預算目標的省份。
如,江西2012年財政總收入實現2046億元,增長24.4%;全省公共財政收入實現1371.9億元,增長30.2%。江西地方財政收入以30.2%的增速,在公開數據省份中居第一;而同期目標定為16.2%,執行結果超出14個百分點,超規模完成目標。
安徽2012年地方財政完成1792.7億元,同比增長22.5%,也遠高于12%的目標,超出預算目標10.5個百分點。山西2012年地方財政收入完成1516.4億元,同比增長25%,比15%的預算目標高出10個百分點。
不過,2012年財政形勢的困難,表現之一,在于部分曾經超高速發展的省份,面臨難以完成預算目標的困境。
如內蒙古。內蒙古2012年實現財政總收入2497.3億元,同比增加235.5億元,增長10.4%;其中,完成地方公共財政收入1552.8億元,同比增加196.1億元,增長14.5%。而同期預算目標為17%,均未完成預算目標。其前幾年的財政收入成績非常突出,2009、2010、2011年內蒙古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速分別為30.7%、25.8%和27%。
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慢增長,甚至負增長,嚴重拖累地方財政收入。如黑龍江到去年11月份,地方財政收入為負增長,同比下降1.9;其8月份數據顯示,黑龍江一般預算收入仍保持18%的增速。黑龍江完成地方財政收入增長15%的預算目標,比較困難。
類似的有重慶。重慶累計到去年10月份,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增長15.4%,但基金預算收入卻為負增長,同比減少2.8%——這使得重慶地方財政收入同比僅增長6.5%。
12月份財政支出規模大
盡管絕大部分省份仍超額完成預算目標,但不少是以降低財政質量為代價,即通過非稅收入拉高財政收入。
陜西為完成收入任務,一方面財稅部門加強依法征收,做到應收盡收;另一方面,省財政、省國土資源部門,也對重點非稅收入加強了征管。最終實現財政總收入2800億元,其中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完成1600.69億元,分別與上年同比增長18.59%、24.86%,超額完成了預算任務。
山西也加強了對非稅收入的征管。2012年山西省非稅收入完成471.2億元,比去年增長38%,非稅規模占一般預算收入比重為31.1%,高出全國平均水平9.1個百分點,非稅增收額占一般預算增收額的43%。
天津非稅收入的占比也比較高。天津2012年實現地方一般預算收入1760億元,同比增長21%,速度頗高,但非稅收入在一般預算收入中占比37.2%。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斌指出,非稅收入項目比較龐雜,如排污費、水資源費等,屬于專項收入,只能專款專用,不能像稅收收入可進行統籌安排;像資產性收入,如國有資源的出讓,或者特許權的使用,則具有偶然性,不可持續;而行政事業性收費,主要用于彌補行政運行成本,應當相對穩定,若出現大幅增加,則表明運行中有問題。總之,非稅收入在一般預算收入中,應處于補充地位,占比不宜過高。
從目前公布的數據來看,多省均表現出12月份財政支出明顯高于其他月份。
如廣東12月份地方公共財政支出規模為1143.06億元,而前11月份月均財政支出為556.78億元,12月份支出翻了一番還多。
再如,安徽12月份地方財政支出697.8億元,而前11個月的月均財政支出為294.4億元;山東12月份財政支出為999.3億元,前11個月的月均財政支出為445.7億元——12月份財政支出都為平常月份的兩倍多。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白景明曾表示,預算執行并不是均衡的,尤其是在項目支出上,要根據工程進度撥款,所以年末財政支出規模較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觀存在的。
張斌認為,之所以在年末財政支出規模較大,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制度原因。一則,由于3月份才確定預算方案,使得需要審批的項目,從3月份開始走招標、論證、審批等過程,往往就推到年末才能實施。二則,在于超收收入,由于超收收入不在年初預算中,到年末才能確認超收收入的規模。張斌進一步指出,未來需要主要從這兩方面進行改進,盡量減少未經充分論證的財政支出行為。(本報記者 周瀟梟 北京報道 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