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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國家在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措施,為中小企業發展減負助力;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部門也開始突擊收稅以穩收支
見習記者 蔡長春
“今年經濟形勢很不好。”在浙江溫州的街頭巷尾,隨處找個做生意的店鋪詢問,都可以聽到這樣的聲音。
當地甌海經濟開發區內,鮮見往日繁忙奔走的載貨車輛。雖然有些企業仍在不斷張貼招工廣告,但據知情人透露,多數都在減產,有的甚至已經停工。
“經濟大環境不景氣,稅費壓力感覺明顯加重。”數位當地企業受訪者都對法治周末記者作出類似的表達。
如此沉重的經濟周期壓力下,日前卻曝出,溫州某企業收到短信通知,要求提前預支增值稅——政府上半年稅收任務沒有完成,要企業“幫個忙”。
這對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來講,無異于雪上加霜。
一直以來,浙江溫州都被視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前沿陣地,是中小企業發展的天堂。
然而,經歷了民間借貸風波的洗禮,許多企業資金鏈斷裂的危機尚存,并未徹底走出困境。此時,稅費壓力越發凸顯,讓企業叫苦不迭。
“企業光景好的時候,稅費方面并沒有感覺太大壓力,可現在這種現狀,就有點喘不過氣來了。”一位當地企業的財務人員張璐(化名)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如何打破中小企業稅費困局,從而更好地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顯然已經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今年壓力很大
“今年溫州的經濟形勢非常不好,很多企業還沒從過去資金鏈斷裂的影響中緩過勁兒來,日子挺困難的。”張璐說。
9月23日上午,法治周末記者抵達溫州永強機場,剛登上通往溫州市區的出租車,熱心的司機師傅就和記者聊起了當地的情況。
據這位師傅講,資金周轉、招工用地、稅費壓力等問題都很突出,大企業還好,有的中小企業甚至已經倒閉,可溫州本來就是中小企業多,所以整個局面并不樂觀。
南方的夏末依然濕熱如故,溫州的中小企業卻正值寒冬。
當天的府東路一帶略顯清冷,周邊一些商鋪和小廠房也透著一絲破敗。一些制衣小作坊的生意也清淡,對來人根本都不過問。
一位保安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這種小作坊大多都已倒閉,能開工就很不錯了。
第二天下午,法治周末記者來到溫州市甌海經濟開發區。這個創建于1992年的省級經濟開發區,迄今已歷經了整整20年的風雨洗禮。
從其中一條小路走過時,一位老工作人員指著眼前的好幾個垃圾回收站對法治周末記者說:“原來這里是一片工廠,現在都‘搬走’了。”而對于這些企業是去別的地方發展了,還是倒閉了,他并沒有明確告知。
“今年的情況很差就是了,你看看,整個工業區多冷清!以前狀況好的時候,整天車水馬龍的,現在可差遠了。”他講道。
的確,記者去的當天本是工作日,可一路走來,卻很少見有裝載貨物的車輛在工業區內穿行。
隨后,法治周末記者走訪了工業區內一家總資產5000萬元的輕工制造企業。
據該企業負責人馮總介紹:“大多數企業今年一開始就很慘淡,我們單位有些不同,1至5月經營狀況相當好,訂單不斷;不過自從6月以來,業績突然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滑坡。感覺現在整個溫州企業的經營狀況都不景氣,各種原材料成本都在上漲,我們壓力很大。”
當被問及原因時,馮總否認了資金鏈斷裂的說法:“那是民間借貸的事情,我們這種規模相對較大的公司可以有很多種融資渠道。今年原材料成本上漲比較大,招工困難,稅費壓力也是重頭戲。”
“財務的說法可能更專業些。”他又為法治周末記者撥通了該公司財務主管許琳(化名)的電話。
“經濟形勢雖然不好,該交的稅費卻還是要交。”許琳解釋,“企業的壓力相當大。要是在光景好的年頭也的確不算什么,可就當前的經營狀況來說,越發覺得喘不過氣。”
“以我們企業為例,我們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用工人數相對較多。本來光發放工人工資就已經是很大一筆開支了,此外還要為每人承擔800多元的社保金、房產稅、教育附加費、殘疾人保障金等,這樣累積起來可不是個小數目。”此時電話里的聲音顯得異常激動。
此前有報道稱,在溫州有企業接到稅務通知,提前預支增值稅,說是上半年任務沒有完成,讓“幫幫忙”。
法治周末記者分別向馮總和許琳進行了求證,他們均表示,以前曾聽說有過,但是現在沒有,自己單位也并未收到此類通知。
馮總所在的這家企業主營對外出口貿易。告別了這家企業,法治周末記者又走訪了一家以內銷為主的服裝制造企業。
該企業趙經理表示:“經濟形勢相當不好,壓力也相當大。據說今年又有80多家企業倒閉或老板跑路,不過這我也只是聽說,沒有核實。這個工業區內剛有一家老板跑路了,這我倒是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
“稅費壓力自然是不小,我們這個企業就是納稅大戶,一年交好幾百萬元。”他表示,“最近各種消費都在上漲,企業確實很難做。”
“現在磨一把剪子要6塊,您看怎么處理?”談話期間,該公司一位技術人員走進辦公室,向他請示。
“以前磨一把剪子只要2塊錢,現在一下子就躥到了6塊,你說我們現在難不難!”趙經理對法治周末記者講。
利益博弈困局
坐上楊府山通往南村的溫州108路公交車,法治周末記者發現好多地方都在進行著火熱的拆遷和施工。
十里亭站以后,這種拆遷和再建更是集中于道路兩側,一片片昔日的廠房和居民點都已經或正在被夷為平地。新的規劃據說也早已敲定,好多地方正在興建當中。
“溫州現在變化很大,尤其是老城區,這么一弄比以前漂亮多了,這都是市容整改的功勞。”趙經理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趙經理說:“政府在城區規劃建設方面很有魄力,很多地方都在整改。”他話鋒一轉:“不過這都是要花錢的,地方財政也會因此受到巨大壓力。”
“地方建設的錢誰來出?當然是由當地政府的財政支出埋單,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又會迫于壓力采取措施增收,不然建設還怎么繼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業主對法治周末記者講,“這么想的話,當地企業成為政府討錢的目標也就不奇怪了。”
“像我們這種小商鋪,光一個月的房產稅就要交800多元。”溫州市區某副食店一位業主對法治周末記者說。記者實地觀察估算了下,他這間商鋪的營業面積至多不到8平方米。
“現在的稅太重,我們為了生存,也得想辦法,譬如可以試著少報一點營業面積。”這位業主坦言,他為了能夠減少些負擔,就采取了上述的應對辦法。
“這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露出一絲苦笑,“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稅高不下,往往被很多企業視為生存與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談稅色變”苦不堪言。
針對這種情況,國家相繼出臺了多項相關減稅措施。尤其是對中小企業,更是傾注了相當大的決心與力度。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此前曾表示,今年有6000億元的減稅空間。這對于中小企業而言,無疑如沐春風樂聞佳音;可企業減稅了,地方財政怎么辦?
于是,利益博弈在不斷上演。
一方面,國家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措施,為中小企業發展減負助力;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部門也開始突擊收稅以穩收支。
有媒體曾報道,為完成年內任務搶收突擊收稅,今年6月,甘肅省永登縣地稅局號召大干20天,突擊增稅6448萬元;湖南省常寧市國稅局則“暫停所有假期,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征稅”。
在溫州,這種矛盾也很明顯。
土地財政基本已處于飽和狀態,這條創收路已基本被堵死;另一方面,僅城區規劃建設一項就是個地方財政支出的大手筆,亟待財政創收。可在企業,大的經濟環境不景氣,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利潤下降,日子難熬。
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再提高稅費,很多企業面臨著雙重壓力,自然更加苦不堪言。
“稅費征收的問題上,企業一直處于弱勢。如果真要深究,當地每個企業恐怕都有過購買發票、不做賬等‘避稅’的‘案底’。只要查肯定出事,所以一般都是當地政府怎么定價,企業就怎么交錢。”趙經理深感無力。
他說:“中小企業一旦面臨經營困境,很難得到有力支持,大多都直接停產倒閉。在企業經營狀況欠佳的情況下,稅費負擔非但沒有減免反倒多數情況會反彈,這恰恰凸顯了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困局。”
“溫州一直是中國中小企業發展的風向標。落葉知秋,它們當前所面臨的稅費困局,可以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全國中小企業所面臨的普遍境況。”一位業內人士指出。
稅改或有助力
在溫州當地乃至全國的中小企業圈子里,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周德文是一個出了名的“空中飛人”,他每天忙得四處乘機訪問考察,卻從來沒有放松過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關注。
“為中小企業減稅是政府增強中小企業競爭力的重要舉措。”周德文在談到中小企業稅費問題時給法治周末記者翻出了一些相關數據。“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完成稅收收入77390億元,比2009年上漲22.6%,遠高于GDP增幅。2011年財政部分發布的稅收數據也表明,中國企業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都有20%甚至30%以上的高增長。”
上面這一串數字讓周德文非常憂慮,他指出:“一定要減稅,通過減稅,才能夠降低企業財務成本,緩解許多中小企業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困境,增強其收入預期,拉動民間資本投入,更有利于促進中小企業轉型升級。”
當前,在全國紅紅火火推進的營業稅改增值稅(以下簡稱“營改增”)試點讓周德文看到了希望。
“這是結構性減稅的重要措施,對中小企業而言,無疑是一個非常利好的政策。”周德文說。
今年1月1日起,上海率先試點“營改增”;隨后,試點范圍在全國各省市廣泛鋪開,2012年年底前,營改增還將擴大至天津、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在內的多個省(直轄市、計劃單列市)。
“這是大勢所趨。從現有趨勢來看,不僅是試點,接下來可能推廣到全國,成為全國統一政策。”周德文表示。
上海作為首例試點,當前“營改增”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對此,法治周末記者聯系到一位上海企業人士,她表示“營改增”后,其所在企業確實“減負”了不少。
“我們是甲方公司,用人家的服務、買東西什么的都能退稅了。這樣當然省成本了。”她很為此感到高興。
周德文進一步指出:“稅要改,比如說國稅和地稅的雙軌制。那是特殊時期的產物,現在來說,這種收費方式已經不具有繼續存在的合理性了。這種雙軌制模式不僅容易導致重復征稅,還增加了企業的管理難度。”
除此之外,從減稅角度,周德文還提出:“當前的稅種太多。營業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各種稅負齊上陣,大大加重了中小企業的稅務負擔,導致企業無故失血過多。”因此他建議削減相關稅種,為稅“瘦身”。
“在這里有個問題。”一直關注“營改增”問題的上海律師劉福元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對中小企業而言,稅負是降低了,但一旦成為一般納稅人,稅負又增加了,稅收政策抑制企業做大做強,這是一個問題。”
另一家試點范圍內的上海企業員工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改革對于那些規模較大、需要購買固定資產的公司比較有利,這項政策明顯是政府鼓勵固定資產投資。像某家大型檢測機構,政策一出來就買了2000萬元的設備;但對于中小型企業,就不是很有利了,因為沒有購買,就享受不到抵扣。”
一位稅費系統的工作人員也表示:“稅制改革由于各種歷史、現實原因,影響面廣,利益牽扯復雜,在當前看,要真正鋪開還需要一定時間去探索與磨合。”
減費勢在必行
磨剪子價錢翻倍的事情讓趙經理情緒又一次低落很多:“我們現在的經營成本很大,接單量也在下滑,總體經營狀況雖然在同行業中一直較為領先,可今年也進行了大量的裁員。如今還得繳納各種稅費,真是挺頭疼的。”
在經濟狀況較好的時候,地方政府財政較為寬松,往往會放松對企業的一些收費門檻;而越是出現經濟下滑,地方財政也跟著吃緊,也就越會對企業施加壓力。這基本已經是一種共識了,“過頭稅”更是這種情況惡性演變的一個直接結果。
相關資料顯示,今年1至8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7533.97億元,增長30.9%。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64880.09億元,同比增長28.3%;非稅收入9406.2億元,同比增長51.8%。
一些省份公開財政數據也顯示,今年以來,在稅收增速紛紛下滑的背景下,非稅收入已成為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新支撐。安徽省一季度非稅收入同比增長78.6%,累計增幅創歷史新高,非稅收入占全省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達到16.8%。其余各省市也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類似情況。
“我認為應清理、取締各種行政性收費。”周德文再次發出了他自己強烈的呼聲。
當然,他也補充道:“極個別的一些收費,比如殘疾人保障金等,國家可以去考慮暫時予以保留。但長期來講,各種各樣的收費、稅都應該統一于國家的形式。不應又收稅,又收費。”
周德文在今年上半年提出了一個“三減理論”,即減費、減稅、減息。
“減費是個很重要的手段。我們進行過調查,各種行政性收費牽扯了30多個部門,70多種收費,大量收費五花八門。”他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即使是某些國家認為很合理的收費,也不應該讓某個部門自己去收繳,應由國家統一征收。否則每個部門都有權力,就特別容易產生亂收費現象。”
“行政性收費國家要作出判斷,極個別的現階段要收,要保留的也要改成稅的形式,這至少比行政性收費要好。大部分行政性收費被取締了,企業所面臨的壓力總體上自然就會減少。”他表示很期待這一舉措的實施。
劉福元也認為:“除了稅收之外,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地方行政性收費,我認為所有的收費都是不合理的。稅費是影響企業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引進企業,一定要在這方面給企業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