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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須過度擔憂“糧食危機”
本報記者 眾石
“糧食危機”又來了?兩個月來,國際糧價上演了好萊塢式的飆升大戲:玉米價格躥升50%,至歷史最高點;大豆和小麥價格暴漲30%。覆蓋55種食品的全球糧食價格指數7月反彈6%。即便8月指數相比7月有所企穩,但聯合國糧農組織仍提醒說,“需對此保持警惕”。
受此影響,8月中國CPI指數同比上漲2%,略高于7月的1.8%;環比增幅由7月的0.1%增至0.6%。中國進口的糧食有限,主要集中在大豆和玉米。作為榨油原料和生豬飼料,這兩種產品價格上漲,可能促使食用油和豬肉價格反彈。有評論認為,“新一輪漲價正蠢蠢欲動”。
糧食問題真有那么嚴重嗎
即便身處工業時代,人類糧食的豐歉還要看老天的臉色。入夏以來,俄羅斯干旱導致糧食減產,算是糧價攀升的“導火索”,俄是全球第三大小麥出口國。之后,美國遭遇“半世紀不遇”的旱災,該國控制了全球玉米出口量的一半,以及超過35%的大豆出口。隨后美國農業部下調了全球小麥產量預期,更加劇市場恐慌。糧價于是“坐上了火箭”。
但把價格波動全部歸罪于“天災”是有問題的。去年年初,全球“糧食危機”也一度搞得風聲鶴唳。當時糧價暴漲的“理由”,也是氣候異常。2010年俄羅斯也遭遇了旱情,澳大利亞則在收割期遇到洪水,緊接著是中國北方小麥產區遇到旱情。
不過,這些聽上去駭人的災害,最終對糧食產量的影響有限。中國去年依然創造了糧食總量“八連增”的紀錄。
糧食專家們普遍認為,近年來國際糧食市場的供需關系總體沒有出現根本改變。氣候導致的糧食減產因素,完全沒有嚴重到讓糧食價格在短期內如此發生劇烈波動。這種基于金融期貨市場放大之后的“糧價恐慌”,與真實的供求關系恐怕無關。
經歷過股市暴漲暴跌的人們,很明白“價格信號”的虛妄,那不過是炒作而已。2008年的“糧食危機”,肇始于美國政府的“生物能源計劃”,這一度成為糧食市場最大的炒作“由頭”。玉米換石油,絕妙的乙醇汽油替代方案。這方案如今很少有人提起了。可在當時制造了世界范圍內的糧食短缺預期,引發了動蕩。
預期決定價格,而不是需求。在農產品的漲價狂潮中,投機資本興風作浪,簡稱“ABCD”的四大跨國糧商——就是壟斷了世界糧食交易量80%的“中間商”們,以及各種類型的基金、“游資”,在價格的大起大落中賺得盆滿缽滿。與此同時,一般國家老百姓為食品價格上漲所困,完全依靠國際市場吃飯的窮國則爆發了饑荒。
今年的“糧食危機”,很大程度上同樣基于“炒作”。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糧食安全專家涅克·孔寧表示,現在還沒有證據表明天氣的干擾比往年更為嚴重,是金融投機活動放大了影響;農業咨詢機構東方艾格總經理黃德鈞說,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可供炒作的題材不多,美國大旱正好讓資金有了施展的地方;農業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謝建民認為,這次美國、俄羅斯的干旱確實影響了玉米、大豆、小麥的收成,但全球谷物產量的總預測還是增產,只是幅度略低,價格上漲主因是投機炒作。
湯森路透的數據則顯示,僅7月3日前的一周,對沖基金及其他大型大宗商品投資者就向美國的能源、谷物與金屬市場投入約130億美元,規模為近兩年來最大。
并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人們買不起糧食。這種由金融操控來決定的“價格游戲”,已經牢牢控制了人們的飯碗和口糧。今年炒作的由頭還是“天公不作美”,其實毫無創意,但金融市場的“熱錢”卻聞風而動,不論各種減產預期是虛是實,反正先漲起來再說。
農產品的“金融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對于價格操縱者而言,沒有“波幅”就沒有利潤。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寬松的貨幣政策釋放了大量的貨幣,尤其是美元,如洪水四處泛濫。經濟學家向松祚說得好:“它們(美元)不炒原油就炒黃金,不炒黃金就炒債券,不炒債券就炒糧食。”
中國社科院農發所研究員李國祥點出了“糧食危機”的本質。他認為,現在,整個國際農產品的“金融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所以每當有一個由頭的時候,都會出現農產品價格的大幅波動。
比如說,即使美國農產品出口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它現在只是在生產期,還沒到收割期,最后實際產量到底如何并不清楚,而旱災卻通過國際金融市場迅速反應到價格上,人們的心理預期左右著農產品價格,農產品的金融屬性越強,價格波動越明顯。
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李昌平用“農產品的武器化”來形容一波又一波的“糧食危機”。在他看來,糧食等農產品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生產周期長,儲藏費用高。絕大多數農產品的價格彈性系數小,多了價格暴跌,少了價格暴漲,自古以來就容易讓投機商人囤積居奇。國內有“豆你玩”、“蒜你狠”這些小投機商,國際上則是金融定價,包括糧食、石油等大宗商品在內,都是由國際大資本來定價,“定價權就是控制權,有控制權就一定可以賺大錢。”
這位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認為,農業發展的第一階段是農產品短缺階段,以追求“產量增長”為目標。第二階段農產品供求基本平衡,以追求“價格增長”為目標。而第三階段是農業資本全球化,以追求“市場份額”和“定價權”為目標,國際上巨型糧食企業往往通過掌控“定價權”來支配市場,甚至威脅某國糧食安全,就叫做“農產品的武器化”。
他表示,國家有關部門曾對國內幾家“串通”漲價的綠豆經營企業實施處罰,后來不了了之。而一旦發生“國內農產品價格定價權的國際化”,將來有很多家外資控制的糧食企業和投機資本串通起來,導致糧食、棉花、豬肉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暴漲,實施處罰和監管的難度就更大。
少酒減肉應對“糧食危機”
如果排除“炒作”因素,“糧食危機”對中國影響到底有多大?
數據顯示,我國長期堅持立足國內確保糧食安全的基本方針,糧食自給率多年來保持95%以上,少量糧食進口并非是口糧不足,而是為了調劑余缺。今年,夏糧獲“九連豐”,糧食庫存充裕。農業部的農情調度顯示,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秋糧作物長勢好于去年,有望再獲豐收,穩定的供給可以保障糧價平穩。
國家發改委的數據則顯示,中國糧食庫存占消費的比重超過40%,遠高于國際公認的17%~18%的安全水平,足以保證國內市場供應。
對于玉米、大豆漲價影響食用油價格的擔憂,糧食專家也認為不必過度夸大。一則是發改委等物價部門對各大食用油企業加大了監管力度;二則是除了豆油、玉米油,還有菜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儲備可以替代,市場上的油料供給總體很充足。
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糧食產量連年增產,產量從4.3億噸增加到2011年的5.7億噸。2011年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已突破471公斤,如果折算當年凈進口肉蛋奶果等農產品,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直逼500公斤大關,而世界糧農組織認為人均400公斤即可滿足營養均衡。
國土資源部專家熊志強分析稱,中國老百姓餐桌越來越豐盛,大部分國人的餐飲結構已從“溫飽型”躍入“小康型”,主食消費逐年下降,肉蛋奶酒等副食消費逐年上升。猛增的糧食消費量中,很多都是主食轉化成的副食。
據統計,目前我國口糧消費約占30%,飼料用糧約占40%,工業用糧約占20%,種子和新增儲備用糧約占5%,損耗浪費等約占5%。長時間以來,糧食消費結構的變化趨勢是口糧、種子及新增儲備、損耗等穩中有降,飼料用糧和工業用糧持續攀升。預計飼料用糧將達糧食消費總量的50%左右,工業用糧將達到25%以上。
2003年~2011年,中國肉類總產量從6932.9萬噸上升為8100萬噸左右,中國肉類生產以豬肉為主,牛羊肉的比例不到15%,每斤豬肉約需消耗2.4斤糧食,每斤禽肉或禽蛋約需消耗1.3斤糧食。此外,存欄的母豬以及水產養殖等也需要大量糧食。
工業用糧中,酒類用糧的增速最為迅猛。2011年,我國生產白酒(折成65度)達到創紀錄的102.56億升,相當于2003年白酒產量的3倍多,平均每人15瓶。生產1升65度白酒消耗糧食2~4公斤,取中間值,白酒約耗糧3000萬噸。2011年,我國生產啤酒489.9億升,比2003年增長93%。生產1升啤酒約消耗糧食0.2公斤,啤酒耗糧接近1000萬噸。這就是說,僅僅酒類和酒精耗糧,就占糧食產量的10%以上。
熊志強表示,我國人均肉類消費量已超過國際平均水平,但是還不到美國的一半,因此盡管我國肥胖人口已達3.25億,但是誰也動搖不了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在美食佳釀上趕美超英的決心,中國肥胖人口預計在未來20年增加一倍。
同時,我國白酒和啤酒產量早已雄踞世界第一,但啤酒人均消費量還不足德國的1/3,白酒人均消費量不及俄羅斯的1/4,因此商家都認為酒類生產和消費還有巨大增長空間。
但不要忘記,支撐這種“小康型”飲食結構的基礎是糧食。
據統計,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購買肉蛋奶的支出是1339元,農村居民人均購買肉蛋奶的支出是449元。熊志強舉例稱,隨著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假如6.56億鄉村人口每人每天多吃1個雞蛋、1兩肉,兩億成年男性農民每周多喝1瓶啤酒,這點要求看似微薄,但用2011年全年增產的糧食都無法滿足。
從這個意義上說,假設未來中國必須應對“糧食危機”的挑戰,那也不會是因為缺乏口糧,而是在糧價過高、中國又無法自給自足的情況下,恐怕就必須通過“全民減肥和全民禁酒運動”,來減少肉食和副食對糧食的消耗。對全民健康而言,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糧食安全還得靠農業技術
據估算,到2030年,我國人口如能控制在15億,人年均糧食消費量如能控制在500公斤,則需要糧食7.5億噸,與現有產量相差1.8億噸,即使可以進口0.9億噸(約占世界糧食貿易量的40%,幾乎是進口極限),仍需要國內增產0.9億噸。
熊志強由此得出結論:“只有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才能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經濟分析人士任沖昊則認為,中國在人均吃肉五六十公斤的前提下做到95%糧食自給率,這主要依賴中國強大的工業基礎。相比那些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中國的糧食畝產量比較高,“我們是工業化的種地,能生產足夠量的化肥,修足夠多的渠道和水庫,讓袁隆平這樣的團隊培養世界上最高產的種子。”
相比之下,印度糧食一沒化肥,二沒水利,三沒有良種。雖然他們人比中國少,耕地比中國多,但人均糧食產量不到中國的一半。任沖昊引用了一個數據:中國現在豬的存欄量是5億頭左右,每年要吃掉1.7億噸飼料糧。而印度12億人,每年只有2.2億噸糧食可以吃。也就是說,“工業化的豬要比純粹農業國的人吃得飽,吃得好”。
在他看來,如果發生“糧食危機”,中國大不了不進口糧食,頂多5%~10%的比例,這對中國人的健康毫無影響,甚至可能有好的影響。因而,保證糧食安全本質上還是要發展農業技術,而發展農業技術必須依托中國持續升級換代的工業化進程。
總體而言,短期看中國無須過度擔憂“糧食危機”。正如李國祥的判斷,作為一個糧食生產和消費大國,在此次主要受天氣因素影響的糧食危機中不必太過驚慌。
他認為,美國農業部的報告,將預期產量調得過低,后期隨著災情的好轉,產量估計還能上調。“中國需要沉住氣,手里有儲備,不進行恐慌性搶購。”
本報北京9月1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