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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6月21日11:17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四 如何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現在，有人一提宏觀調控往往與政府行政主導聯系起來，所以我們必須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基礎作用”，這是十四大的表述。后來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表述有所改動了，改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我在參加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時提出，“要從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的建議。我提出，原來的表述并不科學，因為：一是宏觀調控是資源配置的前提條件，還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五大支柱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二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還是資源配置在政府的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三是資源配置的主體是政府還是市場？是政府行政主導型還是市場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四是宏觀調控的含義是什么？主要是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節經濟的運行。五是誰代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國務院當然是代表國家，但省市也說自己代表國家，所以各地都爭要宏觀調控權。起草小組經過認真討論研究并經中央同意，不再提“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只強調“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是十四屆三種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的正確表述。應該說這個表述是科學的，與時俱進的。但在實踐中還是強調國家宏觀調控下，過多的強調政府的作用。目前各級政府和部門中過分強調自己的宏觀調控職能，很大程度上是計劃經濟時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必須明確，政府宏觀調控不是資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資源的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

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盡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供給過剩傾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必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制度和管制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的人為壟斷，提高某些行業的利潤。管制越嚴，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五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

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不限于經濟范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公正、制度文明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都將成為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政府職能轉變不僅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才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真正貫徹科學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堅持科學發展觀，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政府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于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要充分認識轉軌時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野，但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發展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對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來說，更需要論證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必須但長遠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預無論現階段還是長遠都要“退出”，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解釋和處理好轉軌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轉軌國家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遠不像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那樣基本“定型”，而是一個市場關系逐步發展與政府職能轉變的互動過程。但只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必須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地位，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這個歷史背景下，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謂的市場機制“缺陷”。“權錢交易”和公共領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場經濟不成熟的表現，是市場“邊界”不清的結果，不能作為指責市場經濟或市場機制的依據。問題的癥結在于，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究竟是強化政府職能轉變，讓市場競爭和資源配置更充分地發揮基礎作用，還是強化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力，這是根本方向問題。這個問題搞不清或方向反了，不僅無法最終完善市場經濟新體制，而且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和穩定形成重大障礙。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進入向更加廣闊的領域縱深發展的新階段，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諸方面的改革交織在一起，性質之深刻、任務之艱巨，將大大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特別要實現2020年的目標，任務更艱巨了。2020年的目標有兩個：一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要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還有不到八年時間了，怎么實現這兩個宏偉目標？我們必須有緊迫感，真正拿出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同時要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不然有落空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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