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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駐外記者 丁雨晴 紀雙城 青木 路好 陶短房 本報記者 何申權
“如果說中國近30年的成長是一個奇跡，那么溫州就是奇跡中的奇跡之一”。國外很多經濟學家曾這樣談論過溫州，談論過代表著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溫州模式”。但過去一個月來，“溫州之痛”、“溫州危機”這樣的字眼也頻繁出現在世界媒體中，“溫州資金鏈斷裂”和“政府扶持溫州制造業”始終都是它們關注中國經濟的熱點之一。德國《世界報》在一篇題為“金融崩潰絆倒溫州”的報道中說，如果“溫州危機”在中國帶來“滾雪球效應”，其規模之大會讓希臘債務危機相比之下成為“小事一樁”。而擔心“溫州恐慌只是冰山一角”、“溫州之痛將把整個中國的經濟拖進深淵”的議論更是此起彼伏。溫州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資本主義之都”，但溫州的GDP只占全國總量的1%。因此，有經濟學家說，“中國很大，一些局部地區泡沫破滅尚不至于拖累整個國家”，只是不能任其這樣發展下去。
“試驗基地”總是要付出代價
在西方媒體報道中，溫州是“活躍的中國民營企業和敢拼敢闖的企業家精神”的代名詞，“中國資本主義之都”、“中國民營企業領頭羊”、“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融資網絡”等名號都被戴在了溫州的頭上。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去年3月以“‘中國資本主義之都’經受住全球衰落的考驗”為題報道稱，沒有任何中國城市能像溫州一樣展示中國民營企業的現狀，世界70%的打火機和60%的紐扣均產自溫州。被群山和大海包圍的溫州缺乏耕地，迫使其居民只能經商，那里99%的商業活動均為民營經濟。而這些企業家已非常成功：2009年，每3個中國海外游客中就有1個溫州人，中國1/10的豪華車輛落戶于溫州。一些英美媒體還在報道來自溫州的“中國第一個工商個體戶”章華妹談如何熬過全球金融危機時，引用了一句她的話：“別忘了，人們將永遠需要紐扣。”它們評論說，這種自信甚至可以說“自負莽撞”的想法在溫州比比皆是。
“對于資本市場的風險，溫州人過于自信了，對于溫州商業團體的繼承者們而言，缺乏組織性和遠見是他們的一個弱點。”現在，日本《富士產經新聞》更是把“過于自信”看成了溫州商人的一個軟肋。在商業意識濃厚的日本社會眼中，溫州近30年來的崛起依然稱得上是一個“神話”。日本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片段之一就是：溫州人從他們這里學會了打火機的制造，然后反而大量出口日本，將日本的打火機廠商幾乎全部“擠垮”?！陡皇控斀浿芸吩@樣評價溫州人：“他們對苦難的感覺遲鈍，但對商品和資本流動的特性非常敏感，是中國最具有商業頭腦，也最具備機會主義傾向的一群人。”
英國廣播公司從10月初連續報道說，溫州一直被視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晴雨表，但最近那里的中小企業出現倒閉浪潮，員工欠薪、老板外逃或自殺事件頻繁發生。美國《大西洋月刊》等西方媒體還渲染“中國一些城市的居民譴責溫州人助長通貨膨脹”。德國《商報》則以“溫州危機”為題報道說，溫州是中國私營經濟的“燈塔”，也是中國私營企業的最大“試驗基地”，但試驗總是要付出代價的，溫州經濟過快發展，過度依賴走捷徑，也就失去了堅實的基礎。
“溫州商人感到脖子被勒住”
有很多國外經濟學家曾專門到溫州考察和調研。德國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專家柯立思·馬汀曾到過溫州兩次，他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代表中國中小企業的溫州遭遇“溫州之痛”有很多因素，其中的外因是金融危機遲遲沒有消退，歐債和美債危機又導致中國出口減少，而溫州經濟是典型的出口經濟。馬汀認為，溫州經濟問題也是中國經濟困境的縮影，可以說中國經濟模式走到了一個拐點，中國發展模式應該進行反思，并及時改變發展方向。
曾訪問過溫州的日本一橋大學教授河村南告訴記者，他認為，溫州的問題在于自身發展模式對外部依賴的比重較大，而在抵御風險和減少損失的方法方面，溫州人所做的準備不足，“缺乏集體的、系統的對抗商業風險的能力”是“溫州模式”的一個問題。他還表示，中國政府需要保護以溫州為代表的民間經濟，因為“溫州是一個特殊的商業氣候的風向標”，不應該讓其“倒下”。
對于目前的“溫州之痛”，日本《讀賣新聞》本月中旬的報道說，“老板跑路”表明溫州商業環境內部已出現“信心裂縫”。日本時事通訊社的最新評論說，對于曾經在商品和資本市場上發揮巨大能量的溫州商業勢力來說，現在資本對于他們已經成為缺乏的資源，難以進行信貸活動，又遭遇到產品出口的瓶頸，這讓溫州商人感到“脖子被勒住了”。一些日本經濟學家認為，在成本增長的情況下，勞動密集型工業必定需要升級，因而溫州的發展模式也必須面臨“轉型之痛”。日本金融商業精英研究會研究員川村昭夫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不少日本研究者的觀點是，溫州成長模式代表了中國民間商業經濟的普遍模式，但“不是能夠長久堅持的模式”，在資本尚充裕的情況下，溫州的轉型選擇很多，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充實自身知識產權能力和完善自身的產品國際美譽度都是必要的選擇。
川村昭夫認為，目前以對外貿易加工為主的中國沿海民營經濟正處于重新整合資源、調整利潤取得方式的時期，但它們不得不在脆弱的狀態下“邁過幾道坎”，即克服成本上漲、信貸緊縮、出口受阻和匯率風險，這幾道坎讓溫州商業的轉型面臨很大挑戰。川村昭夫說：“從資本規模和市場前景上，溫州并非處于絕境，目前商業信心衰退才是最讓人擔憂的?！?/p>
溫州危機不代表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
英國《經濟學家》15日分析說，溫州在過去30年里的發展變化，如同美國經濟在上世紀的翻版。比如，如今美國對本土勞工的需求量越來越少，而溫州一些企業也出現“勞工荒”，都是因為勞工的工資要求越來越高。英國《金融時報》認為，溫州的成功在于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土地，廉價的能源還有龐大的海外消費需求，而這一切現在都在迅速消退。
曾多次前往溫州調研的英國牛津分析研究院中國金融問題研究專家威尼薩·羅斯也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類似的情況，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早已有之，當時很多民間投資者都是因為某個產業迅速由盛及衰，來不及撤資而不得不破產，商人逃到國外避債。但羅斯認為，溫州眼下遭遇的大問題是全球消費市場萎縮，這個階段或許要歷時多年才能有所起色，對中國來說，中國人在無力改變世界格局的情況下，不如擴大內需，把經濟較落后的西部、市場較閉塞的中部地區看成突破口，尋找創造類似“溫州神話”的新地區。但英國廣播公司的分析則認為，中國制造業布局不會很快出現大調整，對已形成完整的產供銷鏈條的制造企業來說，想要搬出溫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加拿大《環球郵報》10日刊文稱，“溫州之痛”的根源不在于資金缺乏，事實上溫州民間融資始終興旺、活躍，癥結在于大量資金不再投入實體經濟，而是根據“逐利原則“被投放到房地產等領域，因為民間信貸利息很高，投入實體經濟根本無法獲得滿意的回報率。文章評論說，官方援助溫州民企存在一個最大難點，即如何確保這些初衷在于扶持當地危機四伏的制造業的資金不會被謀求最大利益的受援者轉而繼續用于投機和制造泡沫。
英國《每日電訊報》在分析“溫州之痛”時說，“原因之一是真正的中國企業家很難通過銀行等正式渠道貸款，因為這些銀行更愿意向國有企業貸款”，“每個人都在問，隨著政府持續打壓通脹和房地產業，溫州的狀況是否預示著中國信貸市場存在著更為嚴重的問題”。類似議論還有很多。比如德國《世界報》15日以“金融崩潰絆倒溫州”為題報道說，如果“溫州危機”在中國帶來“滾雪球效應”，其規模之大會讓希臘債務危機相比之下成為“小事一樁”。文章擔心，溫州個別企業家破產“必將整個中國拖進深淵”。
英國《金融時報》香港分社前任社長拉胡爾·雅各布近日撰文稱，過去幾周，海內外都將目光集中于“跑路”和自殺的溫州倒霉企業家身上，但他認為，隨著出口訂單下降和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商業環境變得艱難，個別商人跳樓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狀況嚴重惡化，“溫州和中國的中小型企業仍有大量業務可做”。
談到這些媒體就“溫州之痛”對中國整體經濟影響的種種議論，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表示：“中國很大，一些局部地區泡沫破滅，尚不至于拖累整個國家，但如果任其發展，良性一定會變成惡性?！鼻迦A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認為，溫州一個地方的問題不可能拖垮整個中國的經濟，外逃的老板很多不值得同情，他們得為自己的投機行為付出代價。
提到作為個體的溫州商人，倫敦一些區政府的官員曾不止一次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他們這幾年接待最多的外商就是來自中國溫州的客人，他們對溫州商人的評價是“年輕，大膽，精明”。而在倫敦居住多年的溫州華僑梁先生對記者強調說，其實溫州人最大優勢是：不給自己留退路，無論在哪里發展，都要全力以赴。他認為，溫州人最關心的不是金錢利益，而是政策動向，多數成功致富的溫州人，都是對政策信息非常敏感的人，因此，他對“溫州危機”的化解表示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