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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時間，伴隨著個稅改革的步伐，與個稅相關的話題不斷升溫，老百姓對與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這次改革高度關注。本月底，個稅法修正草案將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審議，新華社記者近日專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針對老百姓最關心的熱點話題，他進行了解答。
“在稅率設計上更好體現培育和壯大中等收入階層的導向”
記者：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公布的個稅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見情況，共有意見23萬多條，您如何看待這些意見？
賈康：首先應充分重視社會公眾表現出的積極參與意愿，個稅與民生緊密聯系，所以不能只以專業的眼光考慮這些意見，更多地要看到這背后公眾的心態和訴求。
具體看這些意見，首先要看這些意見的構成，23萬多條意見里大量來自發達地區，邊遠地區占比重極低。從收入階層上看，意見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以上的階層，包括高收入階層。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最需改善生活狀況的低收入階層發出的聲音不多，一方面可能他們沒有條件或技能去上網，也可能他們不理解個稅起征點等專業知識，這些都需要在具體分析這23萬多條意見時給予特別注意。
記者：對于即將進行的二審，您有什么期待或建議？
賈康：二審是很重要的形式，它會積極吸收公眾意見中建設性、合理的部分，初步方案比較好地體現了個稅“抽肥補瘦”的作用，但是仍有局限性，還有優化的余地，為進一步地推動個稅改革作一些鋪墊。
我個人建議是在個稅稅率設計上更好體現培育和壯大中等收入階層的導向。技術層面上看，現行草案取消了15%這一檔，建議保留15%的檔同時取消20%的檔，從而為中等收入階層減輕更多稅負。
“個稅免征額可以考慮和物價聯動”
記者：在征求意見中，有一些上海、北京、廣東等發達地區的社會公眾提出，3000元的免征額無法滿足基本的生活支出，您怎么看？
賈康：老百姓的感受是可以理解的，誰都希望自己可支配的實際收入多一些。按照相關部門的全國測算，對于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支出，起征點從2000元到3000元的調整是可以覆蓋的。
同時，不能簡單說起征點就直接對應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支出，應該說是對社會成員最基本生活支出方面的考慮。不能情緒化地說只有3000多元的收入，因為涉稅，基本的生活支出就被剝奪了，要看到個稅的最低邊際稅率只有5%，這3000多元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稅金。
記者：物價和老百姓的生活可謂息息相關，那么，起征點能不能和物價做一個聯動呢？
賈康：我認為這是可以考慮，其他國家、經濟體也有可借鑒的類似經驗，比如說可以每三年調整一次起征點，如果經過一個立法程序認定這一辦法可行，就可以常規化地根據物價情況，每隔一段時間調整一次起征點，這樣關于起征點的各種爭論也會減少。
記者：個稅的起征點能不能不搞全國“一刀切”，比如東部發達地區就高一些，西部欠發達地區就低一些？
賈康：從基本邏輯來說，作為一個統一的市場，很難設想不實行全國統一的個稅設計，這在國外也是沒有先例的。我國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進一步健全統一市場，在統一市場上，勞動力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應該是無壁壘的自由流動。個稅不能開倒車，不能把一個全國統一市場上規范的稅率再切分成不同地區的不同稅率。
“工薪之外的收入目前還沒有形成超額累進的調節機制”
記者：這次個稅法修正草案的一大亮點是調整級次和稅率，這種稅制設計的初衷是什么？
賈康：這次個稅法修正草案將九級超額累進的具體設計變成了七級，對稅率也做了調整，其目的是將工薪階層低端的稅負適當往下調，高端的稅負適當往上升，從而更好體現個稅再分配的優化調節功能。應該講，此次個稅改革順應民意，在適當提高起征點、對沖物價上漲壓力的同時調整級次和稅率，是個稅改革在當前難以一下推進到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框架下做出的一個改革小配套。
記者：在美國50%的富人繳納了97%的個稅，我國60%以上的個稅都來自工薪所得，您怎么看待有關我國個稅淪為“工薪稅”的質疑？
賈康：這里面確實有不合理性，但首先要看全貌。在目前2000元起征點的稅制設計下，72%的工薪收入階層是不納稅的。我國現在的收入還是金字塔形，大量的低端收入者不用納稅，需要納稅的階層中，超額累進稅制體現了低端稅負比較低、越到高端稅負越高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工薪之外的收入還沒有形成清晰的超額累進調節機制。
記者：有觀點認為，中國的富人很容易避稅，事實是否如此？您怎么看？
賈康：這里所說的富人不是工薪收入階層中的富人，在代扣代繳制度下，工薪收入階層一般是逃不了個稅的。真正很容易偷逃個稅的富人應該是私人廠主等人群，他們有權決定自己工資怎么體現，他們的工資一般在賬面上看不出來，個稅無從征起。這幾年這種情況有所改進，稅務機關也加強了征管。富人有比較大的彈性空間偷逃個稅，要想解決這一問題，應該實行綜合的個稅稅制，把工薪收入和其他收入都歸堆兒，放到一起用超額累進的稅率設計來覆蓋。
“積極創造條件推進個稅走向綜合計稅”
記者：每個家庭的組成是不同的，比如一個家庭有孩子、老人，他們的負擔要比沒有孩子、老人的家庭重，這種區別如何在個稅稅制設計中體現？
賈康：國際上有類似于家庭實際贍養系數這樣一個計算依據，這一概念有利于比較公平地計算個稅應納稅額，但要求有更細致、更有支撐力的管理條件，需要核實各個納稅人的家庭情況，我認為目前在中國實施難度較大，現在有很多人口是不斷流動的。
記者：綜合計稅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實行，包括越南、印度，我們國家沒有實行的難點是什么呢？
賈康：我觀察管理部門認為現在條件似乎還不具備，綜合計稅要實行納稅申報，納稅人各種各樣的收入要在一個終身、唯一、實名的納稅號碼之下歸在一起，需要管理部門及時察覺、發現、糾正弄虛作假，要有令人信服的信息系統，這些具體管理條件確實需要創造條件才能夠具備，我認為應該積極創造這些條件推進個稅走向綜合計稅。
“需要引入新的、更好的稅制設計”
記者：現在有很多質疑，說中國的老百姓稅負重，您認為重不重呢？
賈康：從統計數據上看，中國的宏觀稅負，也就是整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是30%左右。對于宏觀稅負，發達國家要高一些，大概在40%到50%，一些高福利國家要達到50%以上，發展中國家一般應該在35%左右，中國略低一點，這樣看中國的宏觀稅負并不太重。但這并不意味著老百姓在不同場合的稅負都不重，有些場合老百姓的稅負是比較重的，例如一些應該給予特別減免稅的沒有減免到位，這需要引入新的、更好的稅制設計。
記者：老百姓為什么會覺得自己稅負重呢？
賈康：老百姓從一般的自然反應來說都覺得稅越低越好，但是必須認識到稅存在的必然性。稅收是人類社會在國家形式下必須要形成的一個收入機制。判斷一個社會的進步和成熟，一個依據就是納稅人意識是否能慢慢生長起來。西方社會有比較普遍的納稅人意識，公眾知道這些稅是要交的，但他們同時有較強的納稅人權利感，會監督政府把稅收花好，這在中國需要一個發展過程，而且也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方向。中國的老百姓要越來越具有納稅人意識，中國的納稅人也要越來越有自覺性去監督政府把錢花好。何雨欣、韓潔、藏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