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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竟然淪落到此等地步。10多年前，法國發行量最大的畫報《巴黎競賽報(Paris Match)》刊登了一張照片，是IMF當時的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題為：“世界上權力最大的法國人。”如今，他的繼任者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戴上手銬的照片，出現在各類報紙雜志新聞的頭版頭條，他成了世界上最蒙羞的法國人。
卡恩在紐約發生的性丑聞事件，聳人聽聞，完全出乎任何人的預料，而他的繼任人選問題，又引起了公眾史無前例的興趣和擔憂。實際上，卡恩事件的發生，已經凸顯了IMF管理方面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甚至是IMF的存在問題。
卡恩任職期間，試圖再次將IMF改造成全球金融的“醫生”，而不僅僅是一個享有監督職能的“警察”。為了減緩甚至是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有時候“警察”是必不可少的。此時，很多國家金融部門和公共財政都出現了過剩現象，實際上是需要相當程度的嚴格治理舉措。
對于任何一個機構來說，其管理者并不代表它的全部，但是如果它的領軍人能力不足，或是被政治化，那么則會給這一機構帶來巨大傷害。不幸的是，IMF此前超過半數的總裁要么是能力不足，要么是過于政治化，有的甚至兩者兼具。
IMF起初的兩個總裁比利時人卡米爾·格特(Camille Gutt)和瑞典人魯斯( Ivar Rooth)，能力都不強。而卡恩之前，IMF新近的兩個總裁——德國人霍斯特·克勒(Horst K?hler)和西班牙人羅德里戈·拉托·費加雷多(Rodrigo de Rato y Figaredo)，也都是能力不夠強的人物。克勒2000年被任命，在千禧之年開始了任職，但是名聲并不好。克勒在IMF總裁一職上的繼任者是羅德里戈·拉托·費加雷多，他是西班牙中右翼政黨主席，在2004年的大選中出人意料地被西班牙現任總理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擊敗。羅德里戈·拉托之后被派往華盛頓，擔任IMF總裁，算是對他的一個安慰獎，但他在IMF工作期間卻從未怎么高興過。IMF的影響力逐漸變小，他在2007年“因個人原因”離職。
無獨有偶，卡恩亦是一位背井離鄉的政治家，在華盛頓他開始了自己在IMF的工作。而之后，他成為了法國總統薩科齊最有競爭力的對手。毫無疑問，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薩科齊和他的謀士們都認為，把卡恩派送IMF任職并不重要，也不是什么大事。他們也許還估計過，在一個比法國更古板又更充滿欲望的國度里，卡恩的私生活興許會引起什么轟動。但是當2008年后，IMF再次成為一個全球性的中央機構之后，卡恩用自己實用的政治和經濟技能重新適應IMF這一地位的轉變，他又開始成為薩科齊在下一任總統競選的最具威脅者之一。
IMF大量介入到解決歐洲主權債務問題之中，為其又增添了另一份復雜的政治資本。非歐洲人士都認為，在一個前身是法國政治家、現在轉變為經濟學家、并希望在未來重返政治舞臺的人物管理之下的基金組織，會讓歐洲人在解決歐債危機時獲得有利的條款幫助。而歐洲的一些人士則擔心，有關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擔該如何分配這一問題，IMF正陷于歐洲內部兩極分化的爭端之中。
經過歐洲政府高層領導人的商談，最新關于IMF總裁任職一事的約定已經達成。但現在，需要果斷地打破以往的政治邏輯，不要讓不靠譜的政治邏輯來左右IMF總裁的任職決定。
說IMF總裁必須是歐洲人的這一慣例，并沒有被真正立法，至少IMF的協定條款里沒有這一規定。實際上，追溯到1973年，對于非歐洲候選人羅伯托(Roberto Alemann)擔任IMF總裁的選擇，當時獲得了很多的支持，羅伯托是著名的經濟學家，也是阿根廷的前經濟部長。
IMF的歷史告訴了我們誰是工作最有成就的。而這3位最有影響力和權力的IMF總裁都不是政治家，也未擔任過政府部長。
Per Jacobsson是瑞典的經濟學家，他在上世紀50年代將IMF從一個默默無聞的機構，重新帶到了世人的視線之中，而他之前是總部設在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官員。作為上世紀30年代IMF的首席經濟學家，Jacobsson知道如何以經濟分析作為基礎來施加影響。雅克·德拉羅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和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都是法國的公務員，他們集高水平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于一身，視野開闊，知道世界經濟該如何運行。
隨著全球經濟重心正一步步向東方和南方轉移，當前世界最為重要的戰略問題是如何調整，以適應一個新的經濟和政治格局。而任命一個來自于新興市場經濟體、人脈廣泛的人物來擔任IMF總裁，這樣就能夠解決當前該如何調整的問題，此想法確實很誘人。
但這一結果卻讓人不禁再次想起過去，那時，IMF最需要的，是通過歐洲和美國間的爭端，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如果任命一個亞洲人擔任IMF總裁，幾乎無法改變局中的玩家，也不會重新設置游戲規則。
IMF需要一個這樣的總裁：他超越政治邏輯，會在新的全球秩序中管理經濟。下一任IMF總裁應該是東方人，而不是西方人；應該是一個經濟學家，而不是政治家；應該是極具遠見之士，而不是戰略家。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蔚華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