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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08日09:49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劉瓊 劉曉景 馬曉非

農歷新年剛過，新一輪招聘又啟動了。在數以千萬計的就業大軍中，大學生、農民工這兩種身份的求職者再次成為社會的關注焦點。

農民工的身價越漲越高，而應屆畢業大學生一崗難求的現象依然存在，甚至在一些崗位上，大學生的起薪竟不如同齡的農民工。

“民工荒”倒逼薪酬上漲

24歲的小鴿，已經在深圳一家大型電子企業工作了6年。由于做事勤奮，小鴿由基層操作工提升為品管，底薪達到2100元/月。

如果算上加班費，小鴿一個月的工資可以達到3500~4000元。她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工作雖然辛苦，但公司幾乎每年都會給基層作業員加薪一次，只是加薪的幅度不同，要按本人在公司的工作年限及工作能力評估。

2005年進入這家大型電子企業的時候，她的底薪只有510元，如果加班少的話，她每個月只能拿到六七百元錢。

目前品管的工作，主要是做產品抽檢，按照公司規定兩個小時抽檢一次，跟原來在流水線上的工作相比，輕松了很多。

“我們公司的工資在當地相對較高，想進來的人不少。”小鴿說。而一些在產業鏈下游的勞動密集型小企業，倘若提供的待遇薪酬相對較低，則很難吸引到普工。

在小鴿工作的珠三角，為了招聘到工人，許多企業不得不提高工資待遇，并放寬了對年齡、學歷、性別等用工條件。在深圳，電焊工、瓦工、木工等技術工人的日工資已達到100~150元，搬運工、裝卸工等重體力工人的月工資也都在3000元以上。“即便這樣的工資，也很難招到人。”深圳市一家展覽展示有限公司的黃經理告訴記者。

“一些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企業，逐漸將生產廠家搬到了中國內地，這在一定層面上吸收了一部分當地的勞動力，改變了原來務工人員由內陸往東部沿海地區轉移的單一勞務輸出路線。另外，近年來勞務工逐年的薪酬漲幅并沒有與沿海地區居高不下的CPI指數相匹配，更多的內地勞務工在國家投資政策轉變的背景下，開始選擇回內地尋找工作機會。”中智薪酬績效管理咨詢中心高級項目經理陳潔瑋表示，這就導致了沿海地區“民工荒”。

不僅是南方，用工荒的現象在中國的北方城市也開始顯現。去年下半年，農民工聚集的北京建筑業市場，用工緊張的氣氛已經日益嚴重。萬科董事長王石的觀察是，建筑工地勞工普遍短缺20%。他曾公開表示，中國的建筑行業正在十字路口，各地建筑工地勞力普遍短缺，漲工資也請不到適合的技工。“僅憑廉價勞動力的粗放建筑時代已經結束，其結束之快，誰也沒想到。”

不少企業不得不通過提高薪酬來攬人。“長途押運和市內送貨的還缺近十個人，工資4000~6000元/月，你有認識的趕緊介紹過來啊。”元宵節還未過，北京一家物流公司的王經理就趕緊通過網站、人才市場貼出招聘信息，聽說記者的一位男性朋友在找工作，王經理急忙說，“不用簡歷了，明天就讓他來面試吧。年后公司業務很多，一旦錄用，待遇可以在去年的基礎上再提高10%以上。”

兩者缺乏可比性

相比小鴿，同樣24歲的張海洋，是按部就班讀完大學找工作的畢業生。張海洋是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一名大四學生。今年7月即將畢業的他，在廣東省一家廣告公司實習了半年之后，年前被通知可以錄用。

畢業正式入職后，他的月工資將是2800元。除去與人合租的租房費400元、交通費90元，以及生活費、娛樂費等各種花費，他估算了一下，每個月大概能剩下1200元。

不過讓他覺得有希望的是，他所在的公司每年都有兩次可能加薪的機會，每次加薪幅度在10%左右。“這里的發展前景很不錯，雖然現在工資不高，但我覺得以后發展的潛力大，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張海洋盤算著，倘若以每年僅一次機會，加薪10%的速度，六七年后，自己的月薪就會在6000元左右。

對于有些農民工工資高過自己的現象，張海洋認為，大部分農民工從事的是純體力活，很臟、很累。而自己依靠的是知識和技術，兩者沒有可比性。而且農民工工資上漲的空間和幅度也不會很大，“而我現在雖然起薪低，但是公司待遇好，收入穩定，增長空間大，所以不會有什么心理不平衡。”

不過，張海洋也有憂慮，“以我目前的工資水平，想在廣州買房安定下來也不太現實。”他說，如果將來家鄉發展得好的話，也會考慮回去發展。畢竟家人、親戚都在河南，而且“未來充滿變數，我會選擇更有利于自己發展的道路”。

張海洋是順利找到工作的畢業生之一，還有更多沒有著落的畢業生正焦急期待一份還算“體面”的工作，有的僅是暫且找到一份收入相對較低“騎驢找驢”的工作先落腳，卻對未來有些茫然。

現在天津一家服裝外貿公司做前臺的吳欣，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已經快一年了。目前，她的工資是每月2000元，而去年在該公司三個月試用期內，月薪僅為1800元。

“這樣的工資，在天津也算挺低的”，去年7月，吳欣從陜西一所普通大學畢業，跟隨男友來到天津。本來以為在靠近沿海的城市能找個工資高一些的工作，但她英文不算太好，又缺乏其他特別的技能和拿得出手的實習經驗，“所以，只好暫時在這家公司先待著”。

她無奈地在電話中告訴記者，現在的想法是，補一補在學校學習的啞巴外語，然后上班時間用來加強業務學習，希望將來能去做外貿銷售業務，收入加上提成可能會高點。她和同樣剛畢業的男友沒有去想買房安家等問題，這些對他們來說太遙遠。

事實上，倘若從平均水平來看，大部分天津地區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跟吳欣的工資相當。正略鈞策“2010中國薪酬白皮書”的數據顯示，天津市本科畢業生起薪為1822元/月，較之北京本科畢業生起薪低28%，相對華北地區高4%；碩士畢業生起薪2800元/月，比北京碩士畢業生低25%。綜合而言，天津應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處于二線城市的中等水平。

市場機制調節的結果

張海洋、吳欣，并不是畢業生中的特例。實際上，現階段很多大學生的起薪，并沒有有著6年工作經驗的初中畢業生小鴿的綜合薪酬高，雖然算上加班，她一天可能要工作10個小時。

根據智聯招聘薪酬數據研究中心的統計，2010年，企業給畢業生的平均起薪為2694元/月，按學歷分類，大專學歷的平均起薪為1607元/月，本科為2321元/月，碩士為3254元/月，博士為4681元/月。而每月2000元左右的薪水，在沿海很多城市，甚至都無法招到有一定經驗的電焊工、瓦工或木工等技術類農民工。

大學文憑真的不值錢了嗎？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林新奇認為：“一方面從供需關系上來看，由于現在內地的發展，農民工愿意留在家鄉附近，沿海一線制造崗位需求大漲但是供應不足，工資因此水漲船高。而大學生相對聚集在發達地區、大城市，這些地區供給大于需求；此外，大學生接受了多年的高等教育，并不意味著他們就一定具有很強的實際工作能力和豐富的經驗閱歷。所以他們的收入與農民工趨同，甚至不如農民工都是可能的。”

對于“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做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說法，正略鈞策商業數據中心負責人于立文表示，上世紀80年代時，無論是拿手術刀，還是做導彈，都在體制內，他們的薪酬不如拿剃頭刀、賣茶葉蛋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分配結果。

但現在，“有些大學生薪酬不如農民工的現象，卻是市場機制調節的結果。”他認為，企業是經濟人，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能力一般、僅持一紙大學文憑的大學畢業生，對企業價值不高，自然也得不到較高的薪酬；而企業招農民工，通常會選有一技之長的熟練工，一招進企業馬上可以為企業創造效益，薪水自然就會高一些。“而且，用工單位不用再花費成本去培訓他們。”

對此現象，在去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舉辦的“中國青年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科院人口和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給出的解釋是，一個人隨著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其知識的專用性就越強，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匹配崗位的概率就越小，“讀到博士以后的工作更難找，因為匹配率更小”，但農民工大多不挑不揀，只要干得了的活就都干。這種情況，造成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比較低；而同時，由于用工短缺，農民工薪水有所提高，導致了大學畢業生起薪與農民工薪水趨同的現象。

此外，他還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已經過去，是造成勞動力短缺的原因。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農民工就業機會增加、工資提高，某些行業工資與大學生趨同等現象。

“更深層次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規模在不斷擴大，但在培養導向上，還是用一種精英式教育，往白領、高端、管理、干部等方向培養，在技能、現代制造、職業教育等方面沒有引導。”林新奇告訴記者，這使得人才資源供給結構性失衡，不能適應中國現在還是制造業大國的實際，而制造企業更看重操作性技能，大學生在這方面可能并不占優，起薪不高在所難免。

結構性就業矛盾如何應對

有這樣一組來源于人社部的數據：2010年應屆畢業生規模是本世紀初的6倍，2011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為660萬人，“十二五”時期應屆畢業生年平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而另一方面，今后五年，城鎮勞動力的供求缺口每年將達到1300多萬。

“部分企業‘招工難’與部分勞動者‘就業難’問題并存，且有常態化趨勢，而隨著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推進，就業結構性矛盾將會更加復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全國就業工作座談會上表示。

不過如果因為這種失衡，大學生苦讀四年，所得還不如農民工，是否會導致“讀書無用論”的再度升溫？在上述論壇上，蔡昉也對此表示了擔心。雖然工作幾年后，大學生的薪水變動率將遠高于農民工，大學生的人力資源投入收益最終會得以體現，但他仍然擔心這種現象會對社會整體的教育觀造成負激勵效應。

而于立文卻認為，“是金子總會發光”。從正略鈞策調研的最新數據來看，一流學校畢業、綜合素質較高的大學畢業生，薪酬在2010年有了較大的漲幅。而畢業于普通院校、綜合素質一般的大學生，薪酬增長則較為緩慢，且往往供過于求。

“如果學生上大學僅僅是為了一紙文憑，以為上大學就意味著高薪白領工作，這是沒有意義的，這樣想的話還不如學一門技能；上了大學，就要努力培養自己英語、計算機、邏輯溝通等方面的能力，這樣才能在人才市場上體現價值。另一方面，就企業而言，肯定是按照能力、崗位、業績來定薪酬，學歷并非主要依據。”于立文說。

對于農民工工資高于大學生起薪的現象，于立文認為，并不值得多慮。在國外，如加拿大、美國或歐洲的許多國家，重體力勞動者、技術工人等收入普遍都比較高。比如，德國的制造工人與銀行職員的薪資就差不多。

“不過即使經濟繼續穩定發展，最低工資水平能有10%以上的年均增幅，現階段中國要達到國外發達國家的水平仍不現實。其實，德國的制造工人也是技術工人。”于立文說，隨著人力成本的不斷上升，企業必定要通過提升技術、優化設備的方式減少普工用量，屆時，技術工人的價值就會得以體現。

對于民工荒現象，于立文認為，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轉變所導致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只要經濟持續發展，這種現象就不會消失。因此，企業要改變以往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發展方式，轉由技術升級，提高生產效率、質量，提升產品附加值等方式，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另有人士表示，這源于中國產業結構不合理。中國制造以低端的加工制造為主，技校人才和民工供不應求，工資水漲船高；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發育不足，故大學生求職難、起薪低，這是勞動力市場規律起作用。要想改變這種尷尬狀況，只有調整產業結構，變中國制造為中國智造、中國創造。

對于如何吸引并留住農民工，陳潔瑋也建議，除了物質，在精神需求方面，企業可以豐富福利種類，體現人性化的關懷。比如提供健康檢查、旅游、醫務室、宿舍等。特別是對于已婚的職工，可以允許他們攜帶家屬入住宿舍，并招聘家屬進入公司工作。這既解決了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企業的招聘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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