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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健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
馬曉河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湯敏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
鄧聿文
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
包容性增長
具有不同內涵
《中國經濟周刊》：“包容性增長”作為一個新概念，目前并沒有人給予準確的定義。您怎樣理解“包容性增長”？
莊健：亞行當時在中國提倡“包容性增長”，比較重要的一個觀點是：保持較快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長也要是可持續的、協調的、更多關注社會領域發展的。
這種增長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是考慮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會領域的，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夠享受到這種發展的成果。
馬曉河：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長”，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經濟增長應該是互相協調的。
從國內講，首先是和諧增長、科學增長。其次是對低收入人群有利。財富分配應該是公平的，不要造成貧富差距，大家都在增長中獲得利益。第三，這種增長應該有利于社會發展、公共服務和精神文明建設。
從國際講，“包容性增長”應該是A國增長了，不應該去損害或者抑制B國，不要給對方帶來危害；國家跟國家之間應該是協調、和諧的增長，是共贏和多贏的，應該有益于多方。
湯敏：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長”應該有各種各樣的含義，包括環保、和諧社會等諸多方面的改變，但我認為，最核心的含義，就是經濟增長讓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好是讓其多受點益。比如怎樣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占整個GDP的比重，怎樣增加工資收入，這些就是“包容性增長”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當然還包括怎樣增加農民的收入，因為這些人群是收入分配中比較弱勢的部分。
胡錦濤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提出這一概念，應該是向外界傳遞一種信息：中國現有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是需要改變的，說得嚴重點，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各個方面都要包容性增長。
鄧聿文：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向外界傳遞一種信息和價值導向，即中國及世界的經濟增長方式都需要改變，所以提出了“包容性增長”。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式，有各種各樣的弊端，如果再不改變，當前與未來的任務與目標都會面臨著壓力。
其實“包容性增長”不僅僅是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還要作為一種價值導向，向全社會倡導這樣一種理念，就是應該像溫家寶總理所說的，要讓人民過上一種很幸福的、有尊嚴的生活，這就是“包容性增長”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不是原來過多地強調GDP的增長。
實現包容性增長，
政府的價值導向很重要
《中國經濟周刊》：應該怎樣做，才能實現“包容性增長”？
莊健：“包容性增長”和我國提倡的“科學發展觀”和“協調發展”、“和諧社會”都是一致的，具體到經濟領域和調整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都是有共同點的。如果能做到這些，也就能夠最終實現“包容性增長”。
中國的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這些目標都是很明確的，在具體實現的過程中，需要排除一時或者局部的困難，沿著正確的方向，去實現這個目標。這些需要更多地去討論、形成共識，采取有關的改革發展措施去推進。
馬曉河：首先，我國應該盡快地轉變和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優化、升級產業結構。
其次，要多發展服務業，特別是一些新興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
第三，要加快推進城鎮化。任何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社會的繁榮富強穩定，都應該實現城鎮化，只有這樣，中產階級或者中等收入者人口才會增加，社會才會形成一個中間多、兩頭少的“橄欖型結構”。這樣，社會才能增加消費，只有消費占主流了，穩定才有堅強的保障，社會才能進步。
第四，應該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尤其是調整政府、企業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結構關系，讓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快一點。此外，還要調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間的關系，讓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得更快一點。
第五，政府下一步還應該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增加投入，尤其是應該加快在貧困地區、農村地區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湯敏：“包容性增長”跟“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相比，有更多的量化指標，也更具體了。“包容性增長”最終要惠及更多的貧困人口，惠及更多的勞動者，惠及到社會的大多數，讓他們的收入增長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這些將變得更加明確。
“包容性增長”不但量化了GDP，而且提出GDP是怎么分配的。而衡量各地的經濟和產業發展狀況，就要看在發展的過程中，在以人為本方面，對人的影響有多大，貧困人口、工薪階層的收益有多高，他們的增長比GDP的增長更高還是更低，這變成了一個非常清晰的、相對可以量化推動的事情了。
鄧聿文：我國要達到“包容性增長”，首先，是政府價值導向的引導。政府出臺的包括財政體制改革等各項措施等都要往這方面傾斜。政府的價值導向要改變，在收入分配等方面都要往弱勢群體方面傾斜。這樣才能使貧富差距縮小。
其次，資本也應該適當地向勞動力方面傾斜。一方面，資本要有這方面的意識；另一方面，政府應該賦予勞動者更大的權力，比如博弈的權力，否則單靠“資本家”的善行，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大多數是起不了作用的。
實現包容性增長
是全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和責任
《中國經濟周刊》：亞太經合組織21個成員之間，應該怎么配合來實現“包容性增長”？
莊健：國際社會有這么一種聲音和傾向，就是經濟面臨比較大的問題時，大家容易攜起手來；一旦經濟向好的方向發展，并相對穩定時，便都去考慮各自的問題了，共同應對困難或解決問題的合作意向就會有所減弱。在這個時候，應該推廣一種理念，去更多地尋求雙贏、多贏。
據我了解，對21個成員，“包容性增長”還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大家都會朝這些方面共同努力，這對于亞太國家的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是有利的。
湯敏：和諧發展是國際社會都很關注的話題，各國之間的協調配合、合作有利于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使得更多的人能夠享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使得弱勢群體、貧困人口都能得到有效地保護。實際上，這里面包含了對投資、貿易、金融保護主義的反對。這些都是不利于“包容性增長”的。應該說，“包容性增長”不僅僅對中國，對全球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從全球范圍看，經濟發展也是為了滿足人們各方面的需要，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雖然發展比較快，但是否能夠利用發展成果，惠及廣大的老百姓，是值得關注的。
一般來說，“包容性增長”主要還是在一個國家范圍內；而各成員國之間的“包容性增長”，更多的是指，貧困的國家在全球的區域性增長過程中能夠受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