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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近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試點的通知》。出口收匯留存境外不僅意味著新政將提高境內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促進貿易便利化，緩解外匯儲備激增壓力，暢通人民幣境外流通，更意味著我國貿易外匯管理制度的重大突破，我國正在探索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戰略路徑轉變。
一、我國“官方債權國”地位面臨的挑戰與困境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對外金融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角色轉變。隨著我國從資本凈輸入國轉化為資本凈輸出國，從對外債務國轉化為對外債權國，我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身份也相應地從籌資者轉化為投資者。
如果按照債權國的概念界定，也就是國際頭寸表中，對外資產大于對外債務這一衡量標準看，中國成長為債權大國的速度比崛起為經濟大國的速度更快，2002年后我國經濟進入新興債權國階段。2006年中國繼日本和德國之后成為世界第三債權大國，并于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凈債權國和美國第一大債權國。
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匯儲備已增加至8.1萬億美元，中國擁有近2.4萬億美元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與其它發達債權大國的性質不同，我國的債權性質是典型的“官方債權國”。如果一國的對外投資是以直接投資、私人性質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為主體，可稱為“私人債權國”；如果一國的對外投資是以儲備資產或官方貸款為主要形式則稱之為“官方債權國”。
從更廣義的外匯資產總量來看，截至2009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34601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為23992億美元，儲備資產占對外金融資產的69.3%，外匯資產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間外匯資金蓄水池有限。國際上橫向比較來看，美國官方的外匯儲備雖然只有我國的五分之一，但是美國民間所持有的外匯價值達9萬億美元之巨；日本的官方外匯儲備為1萬多億美元，而日本民間所持有的外匯高達3萬多億美元。
官方債權大國帶來了非常大的集中風險管理問題。作為不成熟的新興債權大國，中國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大量貿易順差由此帶來了貨幣的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從國際投資效率看，我國是負財富效應的債權國，據統計，1990-2008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資收益凈額多數年份為逆差。投資收益累積逆差額達605.53億美元，造成了國民福利的流失。國際投資頭寸表也顯示，2004-2009年間，中國對外資產中儲備資產平均占比為66.73%，比美國高出63.56個百分點；對外負債中，FDI占比高達59.96%，高出美國55.21個百分點。這種不對稱結構的直接結果就是投資收益的重大差異。
經濟不斷累積以國際性貨幣持有的外國流動債權，所產生的貨幣不匹配將使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難以實現均衡，也使貨幣當局對貨幣和流動性的管理變得更加困難。
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我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這使我國的基礎貨幣供應被動受制于外匯供求，大大增加了基礎貨幣調控的難度。近年來，外匯占款存量占基礎貨幣存量的比例不斷提高，2006年已經達到108.49%，而外匯占款增量占基礎貨幣增量的比例，在2001、2003年就超出了100%，2004、2005年甚至超過200%。
另一方面，央行還面臨“不可能三角悖論”。在資本跨國流動渠道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提高利率會吸引以套匯、套利或套價為目的的國際投機資本更大規模流入,這反過來會加大沖銷壓力。也就是說，在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我們試圖穩定匯率，就必然難以繞開，“不可能三角困境”，貨幣政策自主性受到嚴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