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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實踐證明，經濟特區的成立，為我國改革開放及經濟騰飛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證券報記者23日采訪了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袁鋼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和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這幾位專家對經濟特區的歷史貢獻和發展前景作出了各自的解讀。
改革開放的橋頭堡
中國證券報：您如何看待設立經濟特區這一政策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和歷史貢獻？
袁鋼明：深圳特區的建立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治理通貨膨脹方面，提供了從價格放松到工資放松的成功經驗。深圳特區剛建立的時候，就出現了中國放活經濟之后的通貨膨脹問題。放活價格就要同時提高工資，工資提高后，人們的購買力增強，價格就會隨著需求的提高而進一步上漲。深圳這一步做得很好，既放活了市場，又保持了穩定。
在全國供給還不充分、生產不太活躍的情況下，先放開少數地區，使全國的物資向少數地區流動，通過市場的流動關系來解決物價上漲的問題。先從少數產品，如小日用品再到大家電產品，最后到生產資料，這種方式為控制通貨膨脹、放松流通的漸進式改革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經驗。
其次，貨幣的放松直接關系到對外開放。深圳特區最先實行貨幣使用的靈活政策，為未來人民幣的自由流通等改革創造了非常良好的條件。
劉元春：從歷史來看，成立經濟特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橋頭堡，首先是在根本上宣布了中國的改革意向。第二個重要方面是宣布了中國未來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覺醒。這兩個方面為中國近30年的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奠定了基礎。
左小蕾：成立經濟特區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走出去和引進來兩個方面。深圳特區的特點是做了第一輪的開放，即對外出口。上海作為首批經濟特區之后的代表城市，其特點是將外資引進來。這兩大開放過程的最大影響是形成了制造業的中心，如汽車等行業。在這樣的開放政策下，各行各業進入中國。由于中國勞動力的優勢，東南亞以及發達國家出現了第二輪轉移，如汽車、計算機零件甚至波音飛機的零件的生產都轉移到中國。中國成為制造業中心的同時，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也帶來了非常明顯的經濟增長的效果。
珠三角仍具影響力
中國證券報：與30年前相比，當前深圳特區對我國經濟的帶動有何變化？
劉元春：深圳帶動了整個珠三角區域經濟的迅猛發展，一直處于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前列，是經濟改革的橋頭堡，對全國外向型經濟有非常好的示范效應。
與珠三角相比，從GDP增長總量以及發展潛力來看，長三角地區有后來居上的趨勢。長三角經濟區的基礎和環境本身非常好，它主要依靠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再加上良好的工業基地，以及一部分外向型發展方式。
但珠三角的區位優勢，在某種程度上是難以替代的，它是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實驗區、排頭兵。由于其本身發展的環境，30年積累的深厚基礎，珠三角區域發展的獨特過程對中國經濟發展依然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袁鋼明：在帶動中國經濟方面，深圳是比較成功的。深圳特區的建立主要針對香港。它成功的原因在于香港的特殊性、開放性以及政策障礙較小，自由度較大。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大量中小資本全部投向中國內地，對中國內地引進外資、產業結構轉移起到重大作用。
特區優勢未被稀釋
中國證券報：近兩年是我國區域政策和規劃出臺的高峰期，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特區政策的優勢作用是否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現象？
劉元春：毫無疑問，特區政策優勢作用肯定是要邊際遞減的。特區政策效應邊際遞減，說明改革開放正在全方位、全面地成功推進，這不是特區的失敗，而是特區的成功。
但是，特區的政策優勢邊際遞減并不意味著特區就要取消，而是意味著特區的改革要進一步的發展。實際上中國很多改革，比如金融的開放等，目前已經到了很關鍵的環節，這些改革需要進一步試點和推進。
左小蕾：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優勢和地區優勢是在逐漸變化的。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原先的比較優勢逐漸減弱，因此需要向其他的地方轉移。特區的勞動力成本逐漸提高，就需要向中西部轉移，中國有自己的梯度轉移空間，能夠規模性的承接這種轉移。因此其他區域政策和規劃的不斷出臺，特區政策優勢減弱，這樣的格局是一種經濟規律，并不是其作用在邊際遞減。
袁鋼明：特區的發展也引起了一些爭論。一種意見是特區政策應逐漸取消；另一種意見是特區政策應永遠保留下來，永遠特殊化下去；還有一種意見是特區政策應推廣到全國，逐漸淡化特區政策，但這是無法實現的。特區政策只能先在少數地方試點實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中國實行統一市場化，這時特區可以保持某些地方特殊化，但不能一直全都保持下去。因此現在特區政策越來越少，特區概念越來越淡化，這是合理的正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