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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要警惕中國城市化變成農村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農村人口的城市化
2010年瞬間過半,糧價高漲、災害頻仍,通脹隱憂一直未退。而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南海工人集體停工風波,此起彼伏。糧價上漲,農民工工資逐年走高。城里人發現,農業、農村、農民的命運,跟自己的日常生活關系愈發密切。
8月7日至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開的一場農村改革國際論壇,再次把公眾的目光投向“三農”,聚焦“十二五”期間農村改革和政策動向。參加這次論壇的既有中央決策層的官員,也有操刀農村改革的地方精英,更有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諸多學者。
未來五年,對中國城鄉關系的調整而言,相當關鍵而充滿變數。這五年內,城市化率將首次超過50%,絕大多數中國人將生活在城市;而農業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也將降至10%以下,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未來五年也面臨嚴峻挑戰。雖然農業占GDP的比重將降至10%以下,但農村人口依然高達八九億。而常年在城市打工的1.5億農民工,依然難以享有市民的權利。城鄉差距持續拉大,破解“三農”問題障礙重重。
面臨新的城鄉發展階段和矛盾,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牽頭主辦了這場題為“城鄉一體化:趨勢與挑戰”的中國“十二五”農村改革國際論壇。在為期兩天的討論中,國內外專家、官員紛紛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和建言。
城市化路徑之辯
中國的城市化具有特殊的困難。據一些專家估計,10多年后,中國人口將達到14億多的峰值。而即使完成城市化,中國仍將有20%-3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從事農業。
城市化的本質是農村勞動力轉入城市。但目前,中國城市化更多是農村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以“80后”“90后”為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又不可能返回農村,這造成諸多問題和沖突。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近1個百分點,2009年達到46.6%,但與工業化水平和同等發達國家相比,還相對滯后。加快城鎮化步伐,將為中國經濟提供持久的強大動力。
但是,中國應該堅持“正確的城市化”,警惕“沒有人的城市化”。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指出,中國城市化水平被大大高估了。在他看來,目前統計的6億城鎮人口中,至少有2億人并沒有享受市民的權利,實際上不算城鎮人口。
在他看來,應該實事求是評估這么多年來城市化的成果。各地正在推進的城市化,更多強調的是城市邊界的擴張,更多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制定政策,而在“人口的城市化”上進展緩慢。
中國農業經濟學會會長、原中農辦主任段應碧指出,2030年左右,中國將基本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可能降至7%-8%,城市的人口比重將上升到70%左右。推進城市化,必須要把農村居民轉為享有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政治權利的城鎮居民,不是轉變成所謂的農民工,更不是轉變成城市貧民。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就此提出,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目前加快“農民工的市民化”,時機成熟,條件具備,應力爭在五年內“讓農民工成為歷史”。中國應該把“農民工市民化”作為突破口,納入“十二五”規劃,從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務均等化上推進改革。
遲福林建議,未來五年,要以落實農民工就業落戶政策為突破口,放開戶籍限制。前三年,可全面放開中小城鎮戶籍限制,此后逐步基本放開大城市戶籍限制。到“十二五”末,應把農民工“暫住證”統一改為“居住證”,實行統一管理。
權衡“村莊撤并”
近年來,很多地方在大力推進“農民集中居住”,把原有的村莊整體拆遷,農民集中居住到新的多層或高層住宅,原村莊用地和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地方政府借助“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在城市近郊區征用同等面積的耕地,用于城市或工業建設。
通過這種試驗,城市建設用地有所增加,但由于農民集中居住后,原宅基地和村莊復墾為耕地,確保了一定區域內的耕地總量并沒有減少。在一些試驗區,這種“增減掛鉤”的指標還可以在不同縣(市、區)之間交易,集中居住的農民也能由此獲得一定的土地收益。
這被形象地稱作“宅基地換房”。在經濟發達地區,農民早已脫離農業,多從事二三產業,“集中居住”對其影響不大;但對那些二三產業并不發達的區域,盲目推進“集中居住”,必然增加農民的生活成本,損害農民的土地權利,造成諸多問題。
更值得關注的是,宅基地作為農民的不動產,政府把農民集中居住后節省下來的建設用地指標,調整用于房地產或工業發展,所得的巨額收益,本應歸農民集體所有,但事實上,農民只能分得土地收益的一部分。這引發了農民的不滿,甚至出現了群體性事件。
在此次國際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和專業官員集中探討了這個問題。
南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程同順指出,當前有些地方推行的“宅基地換房”,實質上是農地被政府征用的過程,是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土地資源被重新配置的過程。經過“宅基地換房”,農地的所有權由農民轉入政府手中,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陳錫文在主旨演講中指出,近年來,一些地方強力推進村莊撤并,大量農民被迫集中上樓居住。從統計上看,農民數量減少了,但由于缺乏二三產業就業機會,這些農民生活成本大大提高,也強化了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陳錫文警告,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必須保持對現有土地法規和政策的敬畏,不能以統籌城鄉發展或新農村建設的名義,在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打主意,意圖通過村莊撤并、擅自擴大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范圍等,侵害農民的土地權利。
遲福林認為,“十二五”期間,應加快改革農地產權制度,創新土地管理體制,在農地物權保障薄弱、不能抵押的情勢下,讓農民以土地權利
(本文來源:《新世紀》-財新網 作者:常紅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