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危機不斷升級和擴大，美歐各國政府紛紛出資救市。截至目前，美國計劃安排7000億美元的救市資金，加上為分別救援“兩房”和美國國際集團的2000億、850億美元，美國政府明年的財政赤字將可能高達1萬億美元。歐洲各國的救市資金規模合計達到了2.5萬億美元。
危機的傳導過程也是金融風險逐步向財政風險積聚的過程，在當前美歐各國財政境況不佳的情況下，大規模的救援計劃對于財政的健康運行將是雪上加霜。在當前中國經濟出現下行趨勢又遭遇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的情況下，如何吸取國外教訓，防止金融風險向財政風險轉化，財政政策又該如何“積極“，這是當前宏觀政策面臨的重要任務。
金融部門和財政部門應密切合作應對危機
為什么美國救市行動發展到最終可能高達萬億美元的規模，從而帶來極大的財政風險隱患？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副會長景學成教授告訴記者，這說明美國政府的救市在“及時性”、“正確性”和“充分性”上存在問題。他說，現在看來，雷曼兄弟9月15日的倒閉是一個重要分水嶺。美國政府“犧牲”雷曼是因小失大，作為標志性公司的雷曼的倒閉是美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陷入財務危機的一塊“多米諾骨牌”，而五大投行的危機又是金融危機進一步升級和擴大的重要推手，如果當時對雷曼施以援手，最終所產生的社會成本不會像后來那么大。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救援問題上也反應遲鈍。
當然，7000億美元并非一定將由財政埋單。布什政府已經宣布將動用2500億美元，直接收購9家大型銀行的股權。中國社科院美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肖煉研究員向本報記者介紹，美聯儲日前發行了一種稱為“商業大訂單”的商業票據，財政部也有一個2500億美元的一攬子計劃，各商業銀行可以持自己購買到的票據到美聯儲紐約分行兌現現金，這是美聯儲和財政部、貨幣與財政手段之間的合作。
中金公司研究部研究員沈建光分析認為，美國的救市計劃實質是以國家信用置換金融機構信用，以穩定動蕩的金融市場。為了保障納稅人的權益，該計劃規定任何交易均須包括認購權證，以使得在市場恢復后，財政部可以以較低價格入股并獲得收益。因此，救助計劃可能成為政府的投資而非財政負擔。一旦金融市場和美國經濟度過難關，市場信心恢復，這些金融資產可能顯著升值，把壞資產變為好資產。
盡管上述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不可寄望過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告訴記者，這一方面取決于未來經濟的整體走勢，另一方面更要看所購買的具體資產的質量。
盡管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負擔率目前尚屬安全，但是有專家估計，今后美國的赤字將以每年2000億美元的規模增加。一旦美國聯邦債務達到11.3萬億美元的法定上限，它將超過美國GDP的70%。而在大蕭條期間，聯邦債務最多不過GDP的45%。美國未來的財政風險不容忽視。
因此，未雨綢繆，加強金融監管，提高金融部門的抗風險能力，仍是上策。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王雍君教授告訴記者，關鍵問題不在于救市的早晚，而在于美聯儲和聯邦政府對次貸市場當中的嚴重隱患和風險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最終釀成慘重后果。次貸危機與其說是市場危機，勿寧說是監管危機。
建立足夠的財政儲備是最佳預案
然而，金融危機一旦發生，財政救市無可退讓。王雍君認為，此時的關鍵問題是救市的手段和方法。
首先，在采取財政手段救市時，政府擴張公共開支通常需要舉借債務，如何確定適當的債務規模非常重要。但在任何情況下，必須禁止財政直接向中央銀行融資，因為這種融資類似于印發鈔票來支持財政擴張，很可能對物價水平和經濟狀況產生十分惡劣的影響。其次，由于中央銀行的貨幣管理與政府的債務管理目標并不相同，財政與貨幣政策會從不同角度對“適當”的發債規模提出不同要求，貨幣救市和財政救市發生沖突。這就導致國債發行規模的擴張與貨幣政策所要求的信貸規模發生矛盾。此時，非常重要的協調原則是，以貨幣政策所要求的總量平衡原則為出發點，以此協調國債發行基本規模。
需要注意的是，財政救市可能引發利率上升，從而一定程度上抵消貨幣措施的有效性。因此，最好不以增發國債的方式進行財政擴張。這進一步要求政府有預先建立數額足夠的財政儲備基金。
但當前美國聯邦政府早已與財政盈余漸行漸遠。如果考慮到聯邦政府的種種隱性負債和或有負債，美國早就大大突破了財政債務不超過GDP的60%的警戒水平。實際上美國已經達到這個水平了，進一步的救市將會突破這個水平。歐洲國家的情況要好一些，但不少國家已經逼近甚至突破這個水平。因此，如果不想釀成嚴重的財政危機，歐美國家動用財政手段救市的空間已經很小了。所以，從制度建設和防范風險的角度看，在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形勢較好的時候，不要花掉所有的錢，每年都省下一筆錢用于建立財政儲備。一旦危機爆發，政府可以不必冒著引發財政危機的危險，倉促地大規模增發債務。這是應對危機的最佳預案。
倪紅日說，在美國，由于政治的原因，即使出現財政盈余，留作財政儲備基金的可能性也不大。值得欣慰的是，中國已經建立了中央預算調節基金，現在問題是做好相關預案，把握好使用方向。
王雍君還認為，在中國，財政與國有銀行在體制和運作上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強大的財政力量本身就是對金融系統的巨大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國有銀行體制意味著財政可以成為“最終買單人”，這是抵御金融危機以及防范金融危機波及實體經濟的強大杠桿。但同時應看到，國有銀行與政府財政之間密切相聯的體制也會帶來問題，最突出的就是幫助那些陷入財務困境的銀行形成的道德風險。因此，為了構筑起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之間的“防火墻”，兩個最關鍵的要點是：建立足夠的財政儲備，絕不輕易拯救問題銀行和問題金融業務。
“當然，根本上說，要防范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一個健康穩定的宏觀經濟體系和有一定遠見的預調控是非常重要的。”景學成教授指出。
財政政策向哪里積極
倪紅日指出，目前中國的金融體系與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時相比，已經有了極大改善，在應對危機、支持經濟發展上能夠發揮更大作用，這就為財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間，何況財政本身的實力也更加壯大。
王雍君教授認為，應該制定和實施以拉動國內消費為導向的財政政策，將公共支出的重點從硬件轉向軟件(研發、教育、培訓、醫療等)上來，將財政投資的重點從增加資本存量轉向側重拉動民間消費的項目上來。(劉國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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