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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24日10:53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我想留在北京， 讓自己過上富有的生活，北京，我來了。”1987年出生的四川籍農民工李洋站在北京銀河SOHO工地幾十米高空上喊出了自己的心聲。這是記者在正在進行的亞洲新導演計劃普選作品中看到的一個畫面。該計劃旨在挖掘、培養和資助年輕一代紀錄片導演，但與一般的新人扶持計劃不同，亞洲新導演計劃在策劃之初就與城市品牌營銷有機結合，為后期的紀錄片市場生存找到了出口。究竟怎樣突破“找錢難、播出難、賺錢難”的紀錄片公認難題，將民間紀錄片推向市場？本報記者專訪了亞洲新導演計劃的主辦方雷禾傳媒機構（以下簡稱“雷禾”）CEO海天和該計劃的項目負責人黃旭峰。

為城市定制紀錄片

據亞洲新導演計劃項目負責人、雷禾事業發展中心總監黃旭峰介紹，該計劃的初衷在于讓拍攝現實題材的紀錄片導演能夠有資金拍片，創作上有指導，挖掘出更多關注現實生活的、貼近市場的題材。另一方面，也想通過這個計劃整合紀錄片行業的資源，搭建平臺，推廣這些導演，在市場上幫他們找到出路。

亞洲新導演計劃第一屆的主題是“我和我的城市”，紀錄片導演可以通過優酷網和視訊中國在線提交作品——用一部5分鐘的短片，來闡釋自己對某座城市的觀察和理解。雷禾將從中選拔導演，其選拔的標準主要看重導演挖掘選題的能力和用影像敘事的能力。“我們非常看重導演拒絕宣傳片和專題片那種調性，我們想做的是電影化的紀錄片。”黃旭峰解釋，“我們看到很多專題片經常有大量的旁白，其實好的紀錄片不用這么多語言，用影像就可以將故事講好，如果一個導演具備這種通過鏡頭語言推進故事的能力，那是非常棒的，也是我們想找的導演。”

此外，還要求影像必須國際化，最簡單的一點是導演駕馭高清設備的能力。“因為現在的各種播放渠道對設備是有要求的，以往人們以為拍紀錄片就是拎一臺DV就上街拍，肯定是不行的。” 黃旭峰說。

目前已有150多位導演上傳了作品，截止到7月6日預計會達到500位，經過網絡初選，雷禾將從中挑出30位導演，讓他們入駐一座城市，資助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發現這個城市的顏色、味道、溫度、人情、生活等，讓其在規定時間內交出選題方案，再從這些選題中選出10個，最終拍攝10部52分鐘的紀錄電影。

目前，已有香港、臺灣、日本、新加坡等地區和國家的導演報名參加，未來最終選出的10位導演將是一個國際化的陣容。

值得一提的是，亞洲新導演計劃將為入選的30位導演邀請5至8位國內外知名紀錄片導演和制作人組成“大師班”。大師班將為入選的30位導演提供類似制片工作坊式的具體指導，比如如何策劃故事、如果制作片花，學習如何把本土故事做國際化表達等，在拍攝過程中的一些關鍵節點給予幫助，保證作品的流程把控和藝術品質。

將營銷貫徹全程

與以往許多新導演扶持計劃不同的是，亞洲新導演計劃從策劃之初，就與城市品牌營銷結合在一起，在記者采訪中，不論是黃旭峰還是海天都不諱言紀錄片如何營銷的問題。

海天說，亞洲新導演計劃之所以第一屆將主題重心定位在城市上，也是把握住了現在中國很多大中城市品牌營銷的需求。

目前，中國各大中城市都雄心勃勃，至少有 43 個城市說要建立“國際化都市”品牌。而與如此雄心不相稱的是，中國很多城市對自己的定位都不清晰，有著相同的表情、模糊的界定。

美國品牌戰略專家David A.Aker曾言：“一個含混不清和面面俱到的品牌傳播導致的結果是，幾乎任何類型的消費者溝通都可能被認為是徒勞的。”同理，一座定位模糊的城市，很難讓人產生認同和尊重。

而這次亞洲新導演計劃想做的就是為已有準確城市定位的城市，根據已有城市定位進行選題策劃；還沒有準確城市定位的，將幫助城市重新進行形象策劃。通過定制紀錄電影的方式，梳理城市的文化，找到一座城市獨到的表情、名片、印象，并且將其傳播出去。“目前中國城市經過30多年的發展，每座城市都有個性化展示的需求，要有自己的形象和品牌，我們希望通過導演拍攝城市作品，來展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海天說道。

雷禾還會依托資深海外發行資源，將在日本NHK、韓國KBS、法德聯合電視臺ARTE等國際媒體發行及播出這10部為城市定制的紀錄電影，實現城市品牌的國際傳播。

同時，雷禾還將促成與國際城市的文化交流展示活動，如“城市文化周”活動等。還將根據30位導演的30個選題及最終10部紀錄電影內容，為城市量身策劃《我和我的城市》系列圖書出版發行。

據海天介紹，這種依托紀錄電影，為城市定制品牌營銷方案的做法，已經引起很多城市特別是二線城市的興趣。“以往的城市推廣我們叫做1.0版本，是很簡單的，如拍個3分鐘的宣傳片上央視，但是這種方式已經不適應現在的需求了。”海天說，“紀錄片比宣傳片能更深度地解讀城市，我們搭建的平臺更多元，基本涵蓋了所有媒體形式，包括傳統電視媒體、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平面雜志和互動社區。此外，在這個項目進程中，我們會策劃很多公關事件，如30位導演入駐一座城市，全國范圍內都會有震動。再如，《新周刊》在城市推介方面很知名，而《新周刊》正是我們的戰略合作伙伴，它可能會依據其極強的話題策劃能力和城市定位能力來做配合報道。這種做法更市場化，也更有效果。”

而在與很多城市政府官員打交道的過程中，海天感到，現在官方的觀念已有很大轉變，執政者已意識到文化作為城市品牌推廣是重要載體，意識到讓別人感知這座城市時要娓娓道來，而不是硬塞，硬塞是沒有情感溝通的。

商業出路與責任擔當并行不悖

通過紀錄片的選拔和拍攝計劃，來推介城市品牌，讓大眾和媒體關注一座城市的現狀，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同時通過國際發行，讓城市有更多地進行國際展示的機會。這是雷禾這個成立于2001年的民營紀錄片企業在探索紀錄片市場化之路上的一次新探索。

中國紀錄片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市場化的問題，大眾一直以為紀錄片好像屬于“高精尖產品”，高居于云端，離生活很遠，但《舌尖上的中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看法。越來越多的紀錄片制作機構，甚至原來非常個性的獨立制作人都開始逐漸學習如何走向市場。

“以雷禾10多年在市場上的探索經驗來說，紀錄片的商業出路和責任擔當相當于火車的鋼軌，缺一條，火車跑不了，但兩條擰到一塊，火車也跑不了，一定是并行不悖，才能發展下去。” 海天說。

海天認為，過去的20年是中國媒體快速發展的20年，其中上世紀90年代是新聞類曝光節目的時代，是“解恨時代”；本世紀初的10年是娛樂類節目的時代，是“解悶時代”；而接下來的10年應該是一個紀錄片的時代，是“解惑時代”，紀錄片迎來了發展時機。

目前，雷禾已經完成融資，引入了私募機構。海天直言，如果沒有資本的鼓勵，逼著他向前跑，可能雷禾現在還是一個大一點的作坊，還是電視臺欄目組的管理模式，而不是現在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

“紀錄片本身的行業體量不大，但可能帶動其他行業的能量是有的，比如，《舌尖上的中國》單看紀錄片鏈條上就是500萬元的投入、1000萬元的產出，這么火的紀錄片也不過如此，但是它播映期間，諾頓火腿賣光了、松茸漲價了，很多小吃都開連鎖店了，當地旅游被拉動了，這些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拉動可能有3億至5億元。但我們與投資機構講這些，他們覺得太虛，他們關心的是怎么賺錢，怎么快速退出。所以，需要我們持續地與投資機構溝通，同時在我們的商業模式中找到一個能夠迅速產生穩定現金流的模式，讓資本有信心。”海天說。

但海天同時也對資本保持著清醒的態度，在社會資本開始進入紀錄片行業時，他說更應該冷靜地思考自己企業的運營模式，要去賺市場的錢，而不是賺投資機構的錢。“資本的進入不應是一次逐利性的狂歡，而應是推動紀錄片企業規范自己的企業管理，去探索更適應市場的運營模式。” （中國文化報 文化財富周刊 供稿 記者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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