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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創作經驗:查《辭海》寫海島小說“真能忽悠”
莫言曾經有過當兵的經歷,而且還被提干過。他回憶說,當時的心情非常激動,“比得了諾貝爾獎還激動”。因為他覺得自己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變成軍官就意味著不用回農村,命運徹底改變了。
不過莫言最終還是選擇了文學道路。從1981年公開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出版了眾多篇幅不等的小說、散文集,以及影視文學劇本和話劇等。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瑞典語、俄語、日本語、韓語等十幾種語言,并先后斬獲了海內外諸多獎項。
談到自己的早期作品,莫言說那時候年輕,初生牛犢不怕虎。而今回過頭來一讀,發現都是模仿之作。當然模仿得比較高明,不是一字一句抄的,而是模仿人家作品的氛圍、語言、感受,那種節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背后的范本在哪里。
莫言當時為了找素材可謂挖空心思。他本來在山里面服役,但是要寫海島的小說,沒有生活怎么辦?只好查《辭海》,把《辭海》有關大海、海浪、臺風、海底植物、魚的名字,查了很多,寫了一篇《島上的風》。莫言笑稱,現在看那時“真能忽悠,寫的像真事兒一樣的。”
提到后來被改編成電影廣為人知的《紅高粱家族》,莫言稱現在已經寫不出,“寫出來的肯定是另外一部作品”。因為那種膽大妄為、天馬行空,已經無法做到。
他認為,作家的創作風格是和他整個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當年寫《紅高粱》,沒什么理論,就感覺應該那樣寫,結果還挺好。后來讀書讀多了,理論學多了,反而覺得要雕琢,搞出來一看就很匠氣。
多年的創作過程中,莫言坦言也有不少煎熬的時刻。碰到寫不下去的時候,自己會抽煙、來回散步、轉圈、抓耳撓腮,或者看看電視、雜書。
他回憶說1990年有一段時間,自己曾經在40天里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后來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蛙》,本來是2005年想寫的。但寫了大概5萬字之后,就寫不下去了。感覺突然無法繼續,人物到底該怎么發展不明確了,結構問題也沒有想好。于是只能把它放下來,寫另外一部《生死疲勞》。寫《生死疲勞》的時候突然感覺非常順,只用43天就寫完了40多萬字的初稿。之后過了兩年,才重新把《蛙》拿出來寫,那會兒一下子就感覺明白了,寫起來勢如破竹。
關于文學生態:文學相對落寞很正常
最近一些年,純文學的境地不復往日,不少人懷念起上個世紀80年代民眾對文學的熱情。
對此,莫言表示,現在文學相對邊緣、落寞,比較正常,沒什么壞處。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寫作,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讀小說。還有電影、音樂、美術,同樣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人的藝術修養。
“你不可能再幻想80年代初期那樣,搞一個詩歌朗誦會在首都體育館萬人還滿座,一部短篇小說出來千人傳頌,天天像過節一樣。那是不正常的。”他說。
當被問到此次獲獎的影響,莫言連說:“很快就過去了,很快就過去了”。
他認為自己此次獲獎,不會對文學有長期的影響,“很快就過去。大家該怎么寫還是會怎么寫”。民眾對文學的熱情也會很快過去,一切還是會按照生活自身的規律去發展。
對于“近期作品較少”的原因,莫言解釋說,一方面是對自己的要求更嚴格,另一方面寫得多了就容易重復,而自己不愿意重復。
在莫言看來,作家是寫人的,也是寫人心的,只能通過寫作改變自己、改變社會。文學作品發揮作用是潛移默化的,這種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但毫無疑問,讀讀嚴肅文學,讀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一方面可以增加對社會、對人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豐富自己的內心,使自己樹立人生的價值標準,明白到底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惡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