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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為書架做減法:100本書足以滿足閱讀需求

2012年08月16日16:06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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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屆上海書展上的首場重磅活動,莫言、王安憶、劉震云、畢飛宇4位茅盾文學獎得主昨天下午現身“書香中國閱讀論壇”。論壇由上海書展組委會主辦,市新聞出版局、上海作協、靜安區人民政府及本報承辦。

置身于上海書展的浩瀚書海,作家們紛紛將心態調整到普通讀者模式,抖露出各自的讀書生活。不過,即便隱藏得再深,你還是能從他們的“讀”當中讀出他們的“寫”,從他們的個性差異中感覺到某些共同的精神氣脈。

莫言—— 書架上書越來越少

幾十年前,在山東農村老家,誰家里有《三國演義》,誰家里有《水滸傳》,小孩子管謨業的心里都有數。書得來不易,讀起來的快感就很強烈。幾十年后,筆名“莫言”的他已成為中國最知名的作家之一,過眼、過手的書數不勝數。物極必反,書多了,閱讀的快感竟然越來越少,很多書讀到一半就被另一本書打斷了。“讀小說、閑書,最愉快;讀有用的書比較痛苦;讀不愿意讀又必須讀的書最痛苦!當人有了選擇讀物的自由,那真是人的一大解放!”

為了“解放”自己,前幾年,莫言決定給書架做減法,現在架上只有100多本書,但“完全可以滿足一個人的閱讀需求”。在這個極簡的書目中,包含了他童年時走家串戶借來看的那幾部中國古典小說,還有成長過程中始終奉為經典的魯迅和托爾斯泰的作品等。“這些書耐得住重讀,我現在享受的就是重讀的樂趣。”

作為讀者是滿意了,但莫言感到自己的作家人格有很深的悲切。在高山般的經典面前,繼續寫作的意義顯得有些含糊。他自忖:“我是不是該放下手中的筆,去做點別的事了?”手中的筆卻始終放不下,“明知道這個坎過不去了,還是一次次去邁,這是人的偉大與無奈之處”。

莫言還為自己的筆耕不輟找到了一條更高尚的理由:當陪練。“100個作家中說不定能出一個超越自我、創造經典的作家,那其余99個就算是當陪練了,也挺光榮。我現在的存在價值就是當陪練,激勵其他的作家繼續寫作。”

王安憶—— 真正的閱讀依舊奢侈

王安憶記得曾讀到這樣一篇文章:干校生活中,楊絳向錢鐘書提議以后就留在郊區,可以遠離人事紛爭,錢鐘書認真地想了一下,說,沒有書。

“我特別能理解錢先生說‘沒有書’時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王安憶的讀書情結非常深。和莫言一樣,她的少年時代也很難搜羅到夠讀的書。很多人問過她寫作的緣起,其實答案很簡單,“我寫作就是因為喜歡閱讀”。在讀物匱乏的年頭,閱讀是一種奢侈,不料到了出版繁榮的今天,真正的閱讀依舊奢侈。

“一樣是作為消遣,人們看電視、電影,上網,很快就能投入,一秒鐘也不需要準備,閱讀卻是對修養有所要求的。”

即便能夠理解大眾的選擇,王安憶還是為一些人不能體會到閱讀樂趣而感到惋惜。“如果我讀了一個電影的劇本,我是不會去看那部電影的。文字產生于心靈的豐富感覺是難以形容的,電影畫面和它們相比就太簡單了,完全不能滿足我。”

前不久,王安憶在一個偏僻的東歐小鎮停留了兩天,那里的風光顯得貧瘠荒涼,市容環境也并不如人意,可是鎮上到處是書店,商業中心里有大書店,街上有很多小書店,圖書館不止一家。“我有一種感覺,這么個地方你不可小視。閱讀是消遣,但也是力量,有時決定一個民族的性格。”

這種力量,牢固地根植在王安憶的使命感里。她說:“只要有一個人在閱讀,寫作就是有意義的。哪怕這一個人就是我自己。”

劉震云—— 用另個腦袋琢磨書名

在個人簡介中直接印上新書推廣信息的劉震云,眼下最有傾訴欲的顯然不是小說的讀法,而是小說名字的讀法。《我不是潘金蓮》的書名,在記者們面面相覷時,早已拿下了50萬冊的首印數。

“其實我準備了好幾個別的書名,一個叫《嚴肅》,一個叫《很嚴肅》,跟出版社提出要改,對方根本不同意,理由是‘把劉震云和潘金蓮放在封面上,肯定對書的發行很有好處,絕對不能改’。”他貌似無奈地解釋了一番。劉震云說,他向來取不好作品的名字,“大概寫作要一個腦袋,取名字要另一個腦袋”。他向來使的是笨辦法,按故事發生的地點起了《塔鋪》、《新兵連》、《故鄉天下黃花》等,按時間起了《溫故一九四二》,按主人公名字起了《我叫劉躍進》、《我不是潘金蓮》。每次想起個有點意蘊的名字都很坎坷,《一地雞毛》和《一句頂一萬句》一開始都不被看好,后來才像小孩子的名字一樣,叫著叫著勉強順當了。

所以,劉震云現在看書不干別的,老愛琢磨別人的書名,企圖獲得點靈感。有兩個書名他最佩服,一個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我一開始以為是女作家寫的,‘紅’,我以為是個女孩的名字,讀了才知道不是”;還有一個是中國作家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像這樣宛似神來而又渾然天成的名字,劉震云承認他取不出來。

畢飛宇—— 跳遠閱讀都有自由感

畢飛宇在南京的家里按照倫敦時間“追”了整個奧運會。毫無疑問,這位最年輕的茅盾文學獎得主之一是個體育迷。“我特別想談談體育。”和其他幾位作家不同,畢飛宇滔滔不絕的全然不是文學。

畢飛宇出生在一個鄉村教師之家,“我家天井永遠是學校操場,有個沙坑,沒事就在那里蹦來蹦去”。“蹦”到大學,畢飛宇對跳遠事業上了心,為了在校運動會上拿名次,他特地請教了體育系的老鄉。從那時起他才知道,每個兒童都無師自通的“蹲踞式”跳遠的效果遠不如“挺身式”跳遠。“為什么一開始我們都會選擇蹲下來,收起腹部,往前跳遠呢,并不一定是人人都懂力學,而是人一種的本能,要把腹部保護起來;‘挺身式’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腹部送在前面,腰在空中第二次發力,跳得更遠。”即便在理論上掌握了這個秘密,畢飛宇還是沒成跳遠冠軍。后來有一天,他在電視里看到了“走步式”跳遠的奧運名將卡爾·劉易斯跳遠的慢鏡頭,當劉易斯隔著鏡頭,從空中向他緩緩“跑”來時,畢飛宇驚呆了。

“這時候我忽然感受到了在空中的那種自由感,它不是一點點練出來的,而是本來就存在于我們的感受中的,是先于經驗的。每個人都可以無條件地享受到。這和成功后的美好感受,和閱讀中的體驗是一樣的。”畢飛宇終于把話圓了過來,只是這個包袱抖得有點遠,遠得像超過跳遠愛好者的他最遠到達過的5.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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