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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7年銳減2000個 教授感嘆：比保護故宮難
關鍵詞： 古村落 村民 梁洪生 渼陂古村 專家 選址布局 古村旅游 保護故宮 古書院 保護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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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見習記者 單穎文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曾說：“中華民族最久遠綿長的根不在城市中，而是深深扎根在古村里。中國最大的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復合和總合是古村落。”
然而，由于“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進程中蘊含的極大商機、政績，古村落的消亡近年來進入了高潮。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普查結果顯示，我國230萬個村莊中，目前依舊保存與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規劃、代表性民居、經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約5000個銳減至不到3000個。
不久前，全國古村落保護現場會暨村落保護論壇在江西省吉安召開。據悉，江西省共有21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村)，位列全國第五。而古稱“廬陵”的吉安，由于多鴻儒巨宦、達官富賈，造就了一批歷史悠久、規模龐大且積淀深厚的古村落。專家們認為，古村落保護包含整體空間形態、傳統街巷格局、建筑風格、古文化遺址、古建筑物、古樹名木以及地方特色方言、戲曲、傳統工藝、民風民俗等。在考察了蜀口、釣源、富田、陂下、渼陂、燕坊等古村后，專家們在對吉安古村落群保護力度贊賞之余，也真切感受到了歲月流逝、觀念變遷、“空心化”對古村落的侵蝕。
“古村落最終是要消亡的，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盡可能地讓它‘延年益壽’。”江西省政協委員劉屹烈說。而如何“延年益壽”，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萬建中認為：“保護古村落，關鍵是要讓居民住在古村里，居住在那里才是最好的保護！”
談及古村落的保護，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樓慶西曾感嘆：“比保護故宮還難！”這么說，一是因為故宮的價值眾所周知，但“鄉土民居”的價值有多少人關心過？二是因為現代文明生活與保護古村落之間的矛盾。
年久失修的破敗、“修舊不如舊”的尷尬、“向錢看”的意識……吉安的古村落，同樣面對著這些困境。
“空心化”加速古村落頹敗
中國的古建筑多為木質建筑及土夯墻，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爛。村民外出務工造成的“空巢現象”，加速了老房子的倒塌
出于戰時遷徙或避世的初衷，先祖們選址往往中意偏僻之處、險要之所，導致古村近現代交通多欠發達，與外界溝通有限。也正因如此，古村多未參與上世紀初的工業大發展，從而保留了典型的農業時代生產生活模式。但在上世紀下半葉，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舊生產關系的瓦解，帶給農村地區前所未有的沖擊。中央民族大學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璠認為：“正是在城市化進程中，一大批古村落被發現。”
當這些被譽為“中國第三建筑體系”的鄉土體系出現在人們眼前時，專家們喜憂參半——有人居住的古建筑多保持完好，而一些無人之所的墻體裂縫居然可塞進一個拳頭！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萬建中指出，“古人‘生命常新’的觀念，使中國的古建筑與西方大理石、花崗巖建筑截然不同，多為木質建筑及土夯墻，就是為了‘推倒重建’方便。吉安古民居建筑均為磚木結構樓房，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爛。”
除了自然因素，“空心化”也是古村落逐漸敗落的重要原因。一幢幢掛滿蛛絲的房院、一叢叢茂密的青草，無不宣告這些院落的主人早已遠走他鄉。村里的留守人員，往往是婦女、老人與幼童。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曹保明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村民外出務工造成的‘空巢現象’，加速了村落的頹敗和老房子的倒塌。”
江西師大歷史系教授梁洪生認為，新舊觀念差異是對古村保護造成壓力的原因之一。老建筑需要原樣保護，但由于老建筑本身的限制，很難添置現代化的生活設施，村民生活條件難以改善。正如樓慶西所擔心的，“他們通過電視、網絡和外出打工，了解到現代生活應該是白瓷磚、水泥地和沙發。考慮到通風，他們會把精美的窗花去掉；考慮到美觀，他們會把木墻拆除；考慮到更好地改善居住條件，他們會把整個房子拆掉重建……”
對此，中國文聯主席團委員羅楊建議：“可以在不改變原有風貌的前提下，讓村民更多地享受現代文明。比如在古村建先進的醫療教育基礎設施、改善廁所、暢通網絡等，對解決當前古村‘空心化’、留住原住民將起到積極作用。”
“疏堵結合”保全了古色古香
“堵”就是規定在古村內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則是新規劃一片區域建房。但在吉安，并非所有古村都這樣走運
在春夏之交草木花香的氤氳中，漫步宗祠老屋之間，閱覽楹聯匾額，細瞧古床花轎，仿若置身古代社會。釣源，這座擁有1100多年建村史、尊歐陽修為宗的的古村，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村和AAA級景區。村中，“文行忠信”的牌匾至今高懸，樹齡近千年的4株古柏依然鎮守著村祠“忠節第”，7口被喻作“七星伴月”的水塘還在訴說“水向西流”的密語，前窄后寬的巷子串聯起150余幢明清老屋。鳥瞰釣源，方能理解如此布局，皆是合了古代陰陽八卦之說，更應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令人感慨的是，無論是民宅還是商鋪，無論內部構造有著怎樣的千差萬別，釣源的建筑都是古物。
“新房都建在那兒，我家就是中間那棟。”村民歐陽來祥指向村外一片“青磚黛瓦馬頭墻、飛檐翹角坡屋頂”風格的新建筑，“樓蓋成啥樣，村里關照得可仔細了，外觀必須跟古村的一樣！”為了不破壞古村的美感、留存祖先選址布局的智慧，吉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朱黎生告訴記者，村里采取了“疏堵結合”的辦法：“‘堵’就是規定在古村內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則是新規劃一片區域，專門解決農民的建房問題。”看來，正是有了規劃先行，才使得釣源古建筑保存完好率在90%以上，保全了這份古色古香。
擁有“二七會議遺址”、“毛澤東故居”等革命舊址的紅色殿堂渼陂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如今是國家歷史文化名村、AAAA級旅游景區，仍存有較為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棟、古祠堂5座、古書院4座、古廟宇1座、古樓閣1座、古牌坊3座、古街道900余米。村民王彩鳳告訴記者，渼陂村民的新房都建在古村外的山上，自家老房若有損壞要修復，“都要報告村里”。
但在吉安，并非所有古村都這樣走運。除了釣源、渼陂，陂下、燕坊的古建筑整體保存相對完整也頗具規模，蜀口、富田村中隨處可見的新建筑，卻與古村情調格格不入。朱黎生說：“一方面各村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致使經濟發展狀況不同；另一方面政府的規劃資金有限，一個古村的規劃就需要8萬到10萬元。”
規劃新房區，是為了保留老建筑。但老建筑的保護，同樣存在資金問題。按照《文物保護法》規定，房屋產權人是保護的責任人，如果責任人無力維修，政府有責任對文物進行搶修，然后向責任人結算維修費用。村民王寶珍算過一筆賬，修繕自家老屋就要十幾萬元，盡管政府會給予一定的補貼，但如此巨大的花費，還是讓她這樣“上有老，下有小，中間不見了”的村民望而卻步。
科學保護不能缺了專家
古村落的維護主要靠當地人，可以請“熟悉當地文化、對文化保護有熱情的一群人”作為專家指導古村保護
“有族必有祠，無廟不成村”。在國家歷史文化名村陂下古村，最出名的就是大規模、密集型且具有特色的祠堂建筑群落。為保存這些文化遺產，“修舊如舊”的“時尚風”也刮到了這片古村。在一處號稱“修舊如舊”的清朝祠堂大門前，建筑上配的卻全是簡體字。“所以，古村修繕怎能不請專家把關呢？”江西省民協副主席鄒農耕反問。
鄒農耕深感，專家的缺位，導致這類啼笑皆非的事屢屢發生。在陂下村朝天門廣場看“喊船”民俗表演時，他已冷汗涔涔：“村民儀仗隊員手中舉著的錫器，是宋仁宗所賜的千年歷史鑾架，他們怎么把文物都拿出來了！”近20分鐘的表演，鄒農耕一直提心吊膽，“如果有專家指導，一定會要求拿復制品來表演，把真品送去市里的博物館”。而這45件“道具”讓鄒農耕擔心的，不只是怕在演出過程中磕磕碰碰有所損壞，更怕為文物販子所覬覦。“近20年來古董市場的開放，讓古村落的保護也在跟文物販子賽跑。這些東西的價值只要被點破，肯定一夜之間就沒有了！”
“專家”從哪里來？鄒農耕認為，由于古村落的維護主要靠“熟悉當地文化、對文化保護有熱情的一群人”，因此他建議“培養當地鄉一級、鎮一級的文化干部，在村民中帶頭”。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祁嘉華也認為：“古村落保護涉及傳統文化和古建筑方面的知識，而且需要相應的歷史學、文化學、美學等方面的知識做背景，所以古村可以加強同高校的合作，以尋求專業的指導。”
祁嘉華指出：“‘修舊如舊’也有成功的。”在政府斥資建造、專家參與的吉安廬陵文化生態公園中，充滿了廬陵風格的仿古建筑，也置入了不少從古村中收來的楹聯、匾額、花轎等文物。曾多次采訪廬陵文化園籌備過程的《井岡山報》記者嚴愛群指著一處墻體對記者說：“新墻中嵌著的那塊老墻，就是從村民推倒的老宅中‘撿’來的老古董。這里很多仿古建筑中都有真文物，讓‘修舊如舊’更有參考模板。”她感到，“文化園極力仿古，就是希望以此把祖先的智慧產物保留下來，至少把外觀保留下來，供后人觀瞻。”
為了讓專家指導“有本可依”，鄒農耕還提議村民開展古村文字和影像資料的收集工作。這一點，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也頗為認同，他建議整理古村落的文獻歷史，做村民口述史，“詳細了解每一處窗雕、楹聯的文化含義，使那些保存完好的祠堂、老屋都更加鮮活地呈現在世人眼前”。而口述史的建立，也能從一定程度上遏制“千村一面”亂象的產生。
“缺的不是錢，而是心”
在一些古村，萬變不離其宗：一個“錢”字。專家指出，要樹立村民的自豪感，讓他們進行“不是政府強制，而是有‘文化自覺’的保護”
“騎馬嗎？5塊錢拍張照，10塊錢騎一圈！”在渼陂古村門口，一個牽著馬的老村民忙不迭地殷勤叫賣。
作為最早發展起來的吉安古村落，渼陂村的村民經濟意識可謂“遙遙領先”。在別的村落則完全不同：開發不久的蜀口古村，采茶歸來的村民肖美繡，會順手抓一把自家炒的瓜子塞到游客手中；在釣源，為了支持古村搞旅游，村民段巧蓮自家建在村口的老宅和土地全沒了，卻“沒拿過村里一分錢”；在陂下，村民王寶珍渾然不知“農家樂”還要收費，“老房子不常住，你們想在那兒歇一宿，我給你們開門，這哪能要錢吶！”
渼陂村村委會副主任梁世新與專家交談時，萬變不離其宗：一個“錢”字。“渼陂開發中最大的問題是什么？”“缺錢！”“古建筑保護最大的困難是什么？”“沒錢！”“為什么村民愿意選你當村長？”“競選時我說，會盡力增加大家的收入”……
對上述言論，中國民間文藝家研究所副所長王錦強頗為不滿：“以前村民比現在更缺錢，為什么他們就能心甘情愿地好好保護古村呢？所以，他們缺的不是錢，而是心！”說起江南古鎮商業開發的成功，王錦強并不以為然：“那些是鎮，鎮是商業化的產物，本就靠經濟頭腦。而這里是村，村是有人情味的，是靠血緣維系的，是有宗族驕傲感的。”陶立璠也認為，古村的保護可以依靠宗族力量。鑒于“古村保護最有資格的不是學者，而是村落的開發者和繼承人”，他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樹立村民的自豪感，讓他們進行“不是政府強制，而是有‘文化自覺’的保護”。
不過，也有專家提出異議。梁洪生感到：“不能用城里人的眼光去看鄉村。古村村民如果不能享受先進科技帶來的現代化生活，是沒法真心保護村落的。”蜀口古村隸屬的吉安市泰和縣縣長李軍也指出，古村落的保護必須與村民在多項認識上達成一致，尤其是利益上達成一致。
如何讓村民獲益？在不少專家看來，開發旅游業是第一選擇。祁嘉華認為，吉安古村具備“紅”、“古”、“綠”特色，開發空間很大，若能讓更多游客前來游覽，就能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得益的村民便會愿意參與到古村保護工作中來。原渼陂古村保護開發領導小組組長、江西省政協委員劉屹烈卻深知古村旅游的開發不易，“整個江西旅游都存在這個問題，就是只有旅游‘點’，卻不能像江南那樣形成旅游‘區’”，而制約的難點恰恰也是古村落能留存至今的“秘訣”——交通不便。
為此，萬建中提出了一個看似激進的辦法：“請政府按人頭建立補貼機制，給村民發工資。若要更好地保護和傳承古村落，就要讓居住在古村落的村民衣食無憂。因為這些村民不僅是生活在這些村落里，他們也在工作著，他們是以生活的方式保護著古村落。”
(本版文章中部分村民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