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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其所追求的目標都是真實，唯獨藝術不以真實為目標，藝術傾向理想，故與現實是有距離的，藝術以“似與不似”為目標，不能似，亦不能不似，追求的是不似之似，似亦不似。
藝術批評則與藝術不同，仍應以真實為目標，酷評、惡評、艷評、俗評，包括藝術批評的娛樂化，都與真實遠矣，因而有“失語”之類對藝術批評的批評，包括對藝術批評目的庸俗化的質疑，尤其“孔方兄”的不期而至，更導致藝術批評的矮化，使藝術批評已完全沒有尊嚴可言。
其實藝術批評的所謂真實是有條件的，并不期待藝術批評與藝術的完全重合。中國古代有“詩無達詁”之說，而在西方則有“有一千個莎士比亞，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之謂。可見，對待藝術批評的期許，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一直是很理性的，所謂“失語”應當是指藝術批評對象的杜撰，即批評的目的與批評的行為兩方面都在謀求非批評的目標，刻意制造一種幻覺，實現與其對應的批評對象風馬牛不相及的目的。“失語”之所失，失在作偽。
藝術批評亦有與藝術近似的一面，因為藝術批評也有理想，因此嚴肅的可正面評價的藝術批評，除卻客觀與公正之外，還須超越藝術，即超越批評的對象，在理想的層面上引導藝術，純化藝術，端正藝術。對藝術批評“失語”的批評應當是指藝術批評對這一目標的偏離。
生于16世紀的培根講過大抵這樣的話：如果語言或者文字能夠替代藝術，那還要藝術干什么？我們可以反言之，如果藝術能夠替代語言或者文字，那還要語言或者文字干什么？培根指出了藝術批評與藝術之間在另一層面上的不可復制性。培根倡導實驗，堅持通過實驗認識世界，他改變了人類認識世界的途徑，進而改變了世界，他對語言或者文字與藝術屬性差異的判斷是令人信服的。事物與事物之間無論多么相似或相近，依然不能以此一物替代彼一物，此事物不是彼事物，彼此之間無法重合。藝術批評訴諸思維，藝術則訴諸視覺，一個在想，一個在看，其創作抑或接受的途徑，憑借不通，感受不同，因而才會有彼此的存在，即使藝術批評與批評對象之間有親緣性，藝術批評的存在亦不意味著藝術的存在。
但是藝術批評的真實性依然是可以期待的，這里的所謂真實只是相對意義的存在，不是指藝術批評與藝術批評對象之間的完全重合，僅限于藝術批評與批評對象可以相互印證，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一定情景下的有限印證，是針對藝術批評的存在意義的。它們大致指向美與丑，善與惡，好與壞，雅與俗，遠與近，虛與實，是與非，這些曾經以時序指向圖騰、宗教、信仰、權力、風俗等等以及其他歷史存續的社會意識。所有藝術批評一直圍繞著這些意識形成歷史波瀾，并且衍生出諸如簡與繁，浮華與質樸，感性與理性，抽象與具象，寫實與表現，現實與非現實，繼承與革新等等與形象相關，用于藝術批評的標準和規則。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區域之間還存在不同的批評標準和不同的批評方式，而且即使是同一民族，同一信仰，同一區域，其批評的標準與方式亦是變化的。因此，無論從縱向看，還是從橫向看都存在差異，有古與今、中與西等在時間與空間兩個指向上的不同的話語系統。不僅如此，古今之間，中西之間，還存在孰是孰非，孰輕孰重的爭斗。這些既是藝術批評的背景，亦是藝術批評的現實。后現代主義雖旨在消解這些差異，但后現代主義的價值平面化、均質化似乎也存在導致人類行為無目的化的危機，存在著徹底顛覆人類社會對秩序的依賴的憂慮。批評的“失語”認真追究起來，其背后不只有批評道德的侵蝕，亦還有批評素質的掣肘，也許批評的素質才是批評“失語”的更為深刻的原因。
藝術批評的真實性從理想的層面看，并不虛妄，它可以感知，可以體悟，可以判斷，可以接近。今日中國藝術最切近的目標應當是如何回應21世紀人類共同理想的文化自覺，中國文化必須實現歷史性的超越，使中國文化成為人類文化中最為生動，最少偏頗，最富親和力的一部分，這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責任和使命，也是中國藝術的責任與使命，當然也是中國藝術批評的責任與使命。所有關于美與丑，善與惡，好與壞，雅與俗，遠與近，虛與實，是與非的信念，都應當以這一目標為始終。杜大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