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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鑒寶活動現場
24億;7280萬,最近,這兩個數字頻頻見諸報端,前者是幾位專家給一件假“金縷玉衣”的估價;后者則是油畫《人體蔣碧薇女士》得到的專家估價。
其實,類似藏品估價的數字游戲幾乎每天都在電視鑒寶節目中發生:一件乾隆年間的青花瓷器,嘉賓甲作價30萬,嘉賓乙估值200萬,而最終專家給出500萬。伴隨數字的瘋狂,躁動著的卻是觀眾那顆“激動不已”的心。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電視鑒寶收藏類節目不下20檔,最興旺時多達50檔。從央視《鑒寶》、北京衛視《天下收藏》、鳳凰衛視資訊臺《投資收藏》,到湖南衛視《藝術玩家》、山東衛視《收藏天下》……國內電視臺無鑒寶節目的可謂鳳毛麟角,而鑒寶節目所引起的混亂和爭議,更在廣泛的人群里蔓延,甚至成為人們對社會誠信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有鑒于此,我們想向鑒寶節目提出幾個問題。
一問:究竟該由誰來鑒寶?
藏家手執藏品出鏡,一干自稱愛好收藏的演藝明星與品鑒專家齊齊上臺“看”寶。未幾,各自亮評語。有人言假,有人出價驚人。一些節目還安排遠觀的現場觀眾也參與論真偽。
盡管眾說紛紜,節目最終都會給出個唯一結論,下結論的無一例外都是電視臺請來的鑒寶專家,他們中有的來自文博系統,有的是浸淫古玩市場的玩家或行家。這樣一個看似由業界精英組成的專家嘉賓是否就可以對文物做出鑒定,并進行估價呢?2005年5月,央視《鑒寶》節目中,一幅吳作人的《牧牛圖》,被專家現場鑒定為真跡,估價25萬元。后來,包括吳作人妻子與女婿在內的家人均認定該畫系偽作。2006年某電視臺一期節目中,專家為一套齊白石通景屏估價上百萬元,事后證實這套通景屏為贗品,畫的筆法、款識都與齊白石真跡相去甚遠。
最近,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現“壺王”贗品,假“金縷玉衣”案以及徐悲鴻油畫《人體蔣碧薇女士》疑為學生習作等事件,讓人們對參與鑒定文物真偽的專家生出了更多懷疑:當時都是怎么鑒別的?是能力不夠還是另有原因?
“隔著玻璃罩走一圈就能辨識真偽?在一些人眼里,處處皆真品,而實際情況是贗品無所不在。”中華全國古玩商會鑒定中心主任王立軍,一個自稱“體制外”、“上過不少當”的收藏老頑童說,“當下收藏領域,所謂專家是最大禍根,充當著‘攪屎棍’角色。”據王立軍介紹,當今文博系統不少專家最初學的是中文、檔案,“看看真東西還成,辨偽并不擅長”。在他看來,一個合格的鑒定家需要具備三方面條件:一要有理論;二要有實踐;三要有悟性。“鑒定還得靠實戰型行家,他們是經過市場磨礪的‘野生動物’,眼光更準。”王立軍說。
有業內人士反映,目前一些電視鑒寶節目中出現的所謂權威專家,圈內人甚至不認識。
“收藏領域范圍很廣,研究玉石的不一定懂書畫,研究瓷器的不一定懂青銅器。這就要求沒有鑒別能力的專家不要信口胡說,此外,公眾也要敢于質疑專家。”玉器珠寶資深評估專家李彥君如是說。
撇開偽專家、隔行專家,真正的專家又在哪里呢?“由于政策、觀念所限,擁有最大專家資源的國有博物館,只對館藏文物負責,并不允許為民間藏品提供鑒定支持。”中國文物信息中心研究規劃部主任金瑞國回應。這也就造成了如王立軍所說的現象,一些頂著研究員頭銜的人士,只得四處“偷偷摸摸”走穴,而有關部門似乎也是睜只眼,閉只眼。
“依我看,也別以系統內外分為專家、行家,依照鑒定對象是否屬于文物劃分也許更恰當。”文物法研究學者焦晉林提出,“屬于文物的,必須合乎《文物保護法》規定,由有資質的部門、個人鑒定,而非文物的可以放開讓中介機構參與。”
誰有資格參與“鑒寶”,至今仍是自說自話,自行其事,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二問:鑒寶一定要估價嗎?
看完藏品還未來得及落座,一眾嘉賓和專家就被主持人吆喝著趕緊估價。娛樂節目常見的插科打諢出現了:其中一位嘉賓要么拿其他嘉賓取笑,要么抖落些自個的私生活。當然最終大家還是會亮出個價格,從零到上千萬不等。
有人說,鑒寶節目的主角不是收藏者和觀賞者,而是商家和專家。原因在于節目焦點從來就是商家關注的價格和鑒定專家給出怎樣的價格。節目中最刺激的也莫過于識別真偽及估價這兩個環節。“誰說鑒寶就一定要估價?”焦晉林認為,收藏對象絕不僅僅是文物,收藏也不意味著經營。他說,哪怕一塊周朝的青銅器碎片也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除了反映手工藝水平之外,還能體現當時當地的經濟文化狀況,對豐富和完善地方志與斷代史都是不可或缺的。“這些不可能通過估價來體現。估價很容易導致價值單一化,落入重器物輕文化的境地。”在他看來,為文物估價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你參照的是什么?朝代不同、類型不同,你如何估值?”最讓他啼笑皆非的是,有些物件被鑒定出的價格竟然精確到幾角幾分。
“不估價,沒有怦然心動的數字,觀眾還會緊盯著電視看嗎?”一位不愿具名的鑒寶節目制片人向記者大吐苦水,“只有價錢才能撥動觀眾心底的那根弦,為了收視率,必須這么做。”文化學者張頤武認為,作為一檔電視節目,“鑒寶”無疑也會打上諸如“觀賞性”和“戲劇性”這樣的電視烙印。“如果娛樂性太強,文化引導就會變弱。尤其是如果有意制造噱頭,過分強調藏品的價格,導向就偏離了”。在電視文化學研究學者苗棣看來,不少鑒寶欄目都被安排在重要時段和主流頻道,理應肩負起傳播器物所承載的文化信息的職能,否則只能流于低俗。“只希望觀眾不要太當真,千萬不可把虛擬當作真實”。
“估價大多是應對方要求給出一個參考值,我想不會有人把專家的估值作為市場的成交價。”全國農業展覽館研究員賈文忠說。盡管反對為藏品貼價簽,但在談及專家為“金縷玉衣”估價24億元時,焦晉林認為:“專家估價環節屬于委托代理關系,而銀行據此貸款屬于經濟合同關系,二者不應該被捆綁在一起說是道非。”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他后來選擇自修法律,就是想讓自己有能力理清其中復雜的法律關系。
在不少國家,鑒寶純屬做公益,不向咨詢者收取任何費用。但在國內,幾乎沒有免費的午餐,無論是上電視的專家,還是接私活的,收取鑒定費從幾千元到數萬元不等。“收費本身屬于雙方約定,除非與人串通、主觀故意給出與事實不符的鑒定結果,它并不構成犯罪。”岳成律師事務所主任岳成說。“收費可以,但你得說實話。真專家們為何敢作偽鑒定?根源在于出具者除了名聲可能受損外,幾乎不受其他約束。”金瑞國提議建立文物鑒定誠信記錄體系,將鑒定機構定期報送的鑒定記錄作為其申請換發《許可證》的必要條件。
三問:對贗品能否“一砸了之”?
“砸它!砸它!該砸!”在觀眾的起哄聲中,王剛手執紫金錘砸向已被證偽的“寶物”,瞬間,完好的藏品化身碎片,人們報以熱烈掌聲。
在不少鑒寶節目中,“砸寶”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焦晉林明確反對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草率砸掉,缺乏對文物應有的尊重。”
有人會說,自己的寶貝已被鑒定為贗品,總可以砸了吧。焦晉林認為也不成,“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都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你怎么能保證今天的鑒定結果就是最接近真實的?”他舉例說,當年被命名為“司馬戊大方鼎”的器物后來更名為“后母戊鼎”,就是因為研究者有了新的發現。
尤其讓他不能容忍的是那些打著“出土文物”幌子的藏品,竟然也加入到“砸寶”行列,盡管其中有不少是沖著抬高價錢來冒充的。據焦晉林介紹,個人在向文物管理部門報備文物相關信息后,可以擁有文物的所有權,但同時也肩負起保護、傳承的義務。“即使你已經簽下‘生死文書’,‘砸寶’也是無效甚至違法的,你無權對擁有的文物自行處置”。
“假貨該砸,太害人!”王立軍給記者講了一樁凄慘的故事。某人一輩子清貧,唯一愛好就是到古玩市場“撿漏”,臨終時,他告訴妻子,那些藏品沒一千萬不要出手,而當其妻找人鑒定時,才發現沒一件真品。“砸贗品不知驚醒了多少夢中人”。不過也有專家認為,中國自古就有仿制前朝的慣例,比如,明朝仿宋朝、清朝仿明朝的瓷器,后世書畫家仿前朝名家書畫作品的更比比皆是。從藝術性上來說,某些贗品同樣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有的贗品屬于收藏者幾代家傳,上面凝聚著濃厚親情。“一砸了之,可以視為在獲悉不能掙大錢后的冷漠宣泄。”一位電視文化學者說。
“盛世收藏、收藏盛世”常被鑒寶節目制片人和主持人掛在嘴邊。“其實這話重點不在收藏活動本身,而在于通過收藏滿足人的精神需求。”《誰在收藏中國》一書的作者、文化學者吳樹認為,現如今窮人指望淘寶一夜暴富,富人指望藝術品投資,獲取巨額收益。“國人收藏精神的物化,必然帶來一砸了之的破壞行為”。
四問:高科技能拯救肉眼嗎?
短短數分鐘里,嘉賓、專家環繞擺放在桌面上的藏品走一圈,有的會拿起來瞧瞧、嗅嗅;有的則全憑目測,并不上手。
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藝術品市場全年總成交額達到573億元人民幣,已經超過英國,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藝術品市場。與漂亮的數據相比,國內文物鑒定手段卻相當落后,民間文物鑒定仍停留在靠人的眼、耳、手等感覺器官望、聞、問、切的階段。有學者笑言,目前文物鑒定技術還停留在“新石器時代”。“高科技制假”對“低科技鑒定”構成了巨大威脅。
北京古玩城文物修復中心實驗室首席科技顧問關海森,是國內文物鑒定領域較早引入高科技手段的專家之一。“現階段,單憑陶瓷的‘長相’來鑒定文物真偽已經捉襟見肘。”他介紹說,“每件古物都有不可摹擬的因素,它往往記錄著穿越時空的不少信息。我的儀器就是要通過采集這些信息分析出諸多結果。”相比十年前發明的40倍帶光源的便攜式顯微鏡,如今老關手中的儀器早已升級換代,包括熱釋光劑量儀、LIBS激光誘導等離子體光譜分析儀等。前者能通過測量陶瓷最后一次熱釋光現象的年代精確檢測其燒制年代,后者可以測出元素的化合價,根據這一點能辨別出送檢物品表面是否涂有新添加的“化妝品”。
除了儀器,關海森還有另一個“武器”——全國第一家真假文物古玩對比標本庫。它也是關海森這些年打假歷程中的經驗總結,贗品的配料、成分等是關海森重要的參考數據。不過,關海森也指出,單純依靠“高科技鑒定”還不能完全解決文物鑒定中的所有問題。原因有二。其一,各種無損檢測方式都需要先進設備和龐大的數據庫,對于數據庫中未涵蓋的內容,檢測形同虛設;另一方面,儀器檢測結果給出的只是物理分析后的成分列表,諸如文物在藝術、市場方面的價值,還需要專家利用文史知識及“肉眼”加以綜合鑒定。
記者手記
鑒寶的復雜與不復雜
“這個問題很復雜啊。”采訪過程中,記者常聽到對方如此感嘆。鑒寶,顧名思義,就是鑒定“寶貝”的成色。無論單純依靠眼力,還是借助科技手段,它理應都只是一項技術活。俗語說得好,“難者不會,會者不難。”再高難度的技能,掌握后就不算難事,何況鑒寶算不上有多高的技術含量,業界不少行家里手都是半路出家。
看來這個“復雜”比較少地出在技術層面。剔除掉“物”的因素,剩下的就是人的因素了。審視鑒寶活動各個環節,涉及的“人”不外乎藏品持有者、鑒寶者和相關行業管理方,他們共同構成收藏的“江湖”。“要不這樣,我就不說啥了吧。”記者通過熟人聯系過好幾個受訪者,對方要么以時機不成熟為由婉拒,要么聽聞是記者便直接掛斷電話。一些曾經“語必驚人”的文化學者,也選擇了謹慎回應,幾乎聽不到個性化的聲音。“你想聽到的,恰恰是人家最不想說或者不能說的,人家只能回避了。”笑言與鑒寶無直接瓜葛的文物法研究學者焦晉林也不愿多談鑒寶本身的話題。
在收藏界,鑒寶者因分屬系統內外,有專家、行家的稱謂之別,容易為大眾接受、認可的文博系統內專家不允許公開給社會上的藏品做鑒定,而行動自由,掌握技能的圈內玩家、行家又極力想獲得社會認可。不論誰瞧不起誰,其實,他們都是鑒寶的重要執行方,都難以置身事外。這是復雜之一。
再來看收藏者,據說國內有好幾千萬。不少人參與其中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升值賺錢。誰不想自己的藏品被鑒定為真,被標注一個好價錢呢?既然有此需求,鑒寶者索取費用就變得理所當然,而收人錢財,難免“嘴短”,偽的說成真的,無處不真品,生意則源源不斷。互相利用的雙方構成了復雜之二。
“收藏熱”必然導致對鑒定的需求旺盛,而事實上,擁有最大專家資源的國有博物館由于政策、觀念等因素制約,尚不能為民間收藏提供鑒定服務。“偷偷摸摸”接私活的;中介不具備資質胡亂出證書的,全活躍起來。更糟糕的是,目前鑒定機構都由工商部門批準,它只考慮是否具有開張的資質,而知曉其是否有經營能力的文物部門卻沒有審批權。此為復雜之三。
很顯然,收藏的復雜往往與各方面的利益糾纏在一起。“收藏并不意味著就要交易,收藏對象也絕不僅僅是文物。”在焦晉林眼里,收藏反而是簡單的,無論是準備投身收藏還是探討收藏的,都應該厘清一些最基本的認識。而人為造成種種復雜的收藏界,倒是應該認真反思一下了,畢竟,文物不是大白菜。
延伸閱讀
鑒寶領域著名糾紛案例
田黃石事件
2004年9月11日,央視《鑒寶》欄目,專家對天津藏友朱廷哲提供的一方“清代壽山橘皮田黃凍印石”進行鑒定估價,當時現場鑒定專家是天津市藏石學會會長靳志忠,他給這方壽山田黃凍印石開出了180萬元的高價。節目播出后,很快就有觀眾在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的《田黃石鑒賞與收藏》一書中發現,該書刊有一件與《鑒寶》欄目中質地、形狀、印記相同的田黃印石,而該寶物的持有人正是靳志忠。靳志忠后來承認,出現在那期《鑒寶》欄目中的田黃凍印石和書里的那方是同一件,不過物件并不歸自己所有。此后,靳志忠從公眾視線中銷聲匿跡。
青銅鏡事件
2007年初,央視《藝術品投資》欄目和江蘇省丹陽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2007民間尋寶記——走進丹陽”。其間,一面據稱曾被陳逸飛等人出價100萬美元的戰國青銅鏡,在禮儀小姐展示時不慎摔落在地,當場碎裂。
后來,據專家披露,那面銅鏡其實并不為包括他在內的專家看好,只因銅鏡所有人陳鳳九另外還收藏了幾面有價值的銅鏡,所以才破例讓那面銅鏡登臺亮相。至于銅鏡值100萬美元的說法,是陳鳳九的一個朋友說的,并不可信。銅鏡被摔碎后,央視工作人員和現場專家立刻對銅鏡進行了更為慎重的鑒定,并將實際價值跟陳鳳九進行了溝通,最后,陳鳳九也同意不再追究此事。只是,公眾再也無從知曉破碎銅鏡的實際價值。
本報記者 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