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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11月15日，“2010中國作家富豪榜”公布，不出意料，此消息再度成為輿論熱議的焦點?！爸袊骷腋缓腊瘛弊?006年首度推出，至今已歷5年，上榜的作家年年不同，身價數字年年提升。從2006年榜首余秋雨的1400萬，到今年新鮮出爐的冠軍楊紅櫻的2500萬，榜單映襯下的文學市場極其繁榮。
排行榜，是商品時代的獨特產物。任何可與利益掛鉤的領域，都免不了被排行，被統計。當作家們走出書房，主動或者被動地卷入市場倫理主宰的氣氛時，他們便已經具有了被排行的必然性。于是，書店里掛起了銷量排行榜，網絡上貼出了點擊排行榜，報紙上登出了簽售排行榜，大大小小的排行榜，把作家們打包、組團，按照不同的指標任意排列著?；蛟S，上述排行榜仍舊不失與文學本身具有些許關聯，但是，當作家們被以“富豪”的名義羅列進榜單的時候，文學也就被功利到了極致。不過，如此榜單的存在并非完全沒有正面的意義，每年年底，它的出現總在提醒人們，文學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困境和迷茫。被“財富”包裝的華麗序列中，隱藏著的是難以排遣的焦慮和遺憾。
翻閱5年來的5份榜單，如同站在一個特殊的角度觀察5年間文學的變遷。從數字上看，作家們越來越富了，但是，記憶中的文學卻似乎越來越窮……
作家被以富豪身份排列座次 傳統作家所占份額逐年遞減
幾天前，2010年西安圖書交易博覽會舉行了新聞發布會，當地媒體以《西
安將再現 “長安書肆”中國作家新首富亮相簽售》作為題目報道了這次發布活動。新聞標題中所提及的“中國作家新首富”便是以高達2500萬版稅收入而位列“2010中國作家富豪榜”頭把交椅的作家楊紅櫻。
僅僅一份榜單的問世，楊紅櫻便迅速多了一個“沉甸甸”的頭銜。對于這樣一種稱呼，她本人或許也會感到哭笑不得。在2009年公布的榜單上，楊紅櫻位列第三，當時標注在她名字旁的數字為1200萬。僅僅一年時間，數字成倍增長。楊紅櫻是“作家富豪”的代表人物，而她的文學身份是：一位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著有“楊紅櫻校園小說系列”、“淘氣包馬小跳系列”、“笑貓日記系列”等作品，其中，“淘氣包馬小跳系列”被譽為當今中國孩子最喜愛的文學讀物，銷量高達1600多萬冊。不可否認，楊紅櫻在兒童文學創作方面取得了斐然成績，然而，“新首富”的頭銜卻使這位為孩子們的心靈書寫故事的女作家，背負上了另外一種極具爭議性的身份。
另外一位顯眼的人物是最近幾年的風頭人物郭敬明。從2006年的第5位，到2010年的第2位，郭敬明連續5年榜上有名，并且在 2007年和2008年連續兩年位列第一。郭敬明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作家，或者應當稱他為寫手，又或者該叫文字商人。不同的人對他也許會有不同的評價，不過，能夠達成共識的一點是，郭敬明從踏入文壇，到成名，到如日中天，一路都伴隨著周密而流暢的商業包裝。這也是他為何能夠在短短幾年內身價飛漲的一個重要原因。郭敬明是當下文學生態發生巨大改變的一個集中縮影，他所代表的模式被傳統文學界竭力抵抗著，但是，另一方面，抵擋似乎是徒勞的。他的“成功”和日益擴大的影響力，正在改變新一代讀者對文學的認知方式。
排在第25位的賈平凹是“2010中國作家富豪榜”中難得一見的傳統作家?；仡?006年，當時進入“中國作家富豪榜”的傳統作家占據了榜單的絕大多數，當中包括蘇童、王蒙、陳忠實、賈平凹、莫言等人。但是，5年來，傳統作家在榜單上所占的份額在逐年遞減，到了今年，一眼看過去，似乎只剩下了三四位。這樣的變化，折射出近年來傳統文學的市場影響力在步步退守，縮水的并不是作家的財富，而是傳統文學在當下的位置。和賈平凹的名字標注在一起的數字是“160萬”，它及不上郭敬明的1/10。與一般富豪榜不同的是，“中國作家富豪榜”的數字并非代表上榜人的全部身家，而是指每年的版稅收入，版稅收入指向的自然是作品銷量。郭敬明動輒百萬的銷量成績，的確不是傳統作家可以比擬的，而此類完全市場型的文學作品幾乎已經將傳統文學擠壓到了不起眼的角落。
“中國作家富豪榜”用近乎殘酷的方式宣告文學圖景的流變
文學當然不能單憑數字來衡量其價值，作家也不可能簡單地用統計方式排出個名次來。 5年來，每一次“中國作家富豪榜”的推出都會掀起一場大討論，對于作家們以如此特別的方式集體亮相，批評的聲音遠遠高于肯定的聲音。實際上，它的出現滿足了商業時代大眾獵奇心理的需要，對于各形各色的媒體來說，“中國作家富豪榜”的存在更是一盤值得常做常新的好菜。那么，站在文學的角度，它的出現更多的是在提供反思。數字和排行僅僅是表面的風光，而透過這些喧鬧，這份每年一次的榜單其實是在用一種近乎殘酷的方式宣告文學圖景的流變。
“中國作家富豪榜”的創制人吳懷堯， “80后”，出身記者。每年年底，他的名字都會頻繁見諸報端。制作“中國作家富豪榜”使吳懷堯成了名人，被吹捧，也被唾罵。吳懷堯否認“中國作家富豪榜”發布的目的是用財富來衡量作家。據悉，“中國作家富豪榜”的創制原則和創制目的是利用這樣一個每年發布的榜單來反映全民閱讀的潮流走向。對此，吳懷堯也曾經做過詳細的說明。他認為，指責“中國作家富豪榜”用財富衡量文學，是一種斷章取義的行為。他說：“每年作家富豪榜發布時，我都會在導語中寫明該文是反映作家的生存狀態，并不是將圖書銷量作為文學標準，通過該榜單來衡量作家的文學成就。但奇怪的是，大多數人的眼睛就愛盯著榜單。 ”
那么，“中國作家富豪榜”是否真如吳懷堯所說，反映了作家的生存狀態，反映了全民閱讀的潮流走向呢？應當說，它確實從某一層面為當下文學以及圖書市場的現狀作出了注解。榜單上的數字除了充滿荒誕感之外，也折射出嚴峻的現實。
傳統文學日漸邊緣化；文學湮沒在絕對的市場倫理之中；商業包裝決定了作家的存在和價值；利益驅動對文學的評價；文學的概念被泛化或者曲解……一切在當下有關文學的問題，都可以透過 “中國作家富豪榜”5年來的結果有所體會。因此，在不屑和指責的同時，或許，更應該因“中國作家富豪榜”的出現使更多的人意識到背后的憂慮和茫然，文學并非榜單上百萬、千萬的數字所標示的那么絢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