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報恩寺遺址2008年考古中發現了宋代長干寺地宮，并出土了截至目前已知最大的七寶阿育王塔。塔內金棺銀槨在當時并未取出，相關碑文所載供奉其中的佛頂骨因此成為那次考古的最大懸念。
記者昨日獲悉，塔內的金棺銀槨將于近日在南京棲霞寺開啟。南京市曾向國家級主管部門提交論證報告，稱佛頂真骨為北宋年間北印度來華高僧施護所獻。
碑文透露，獻圣物者為北印度高僧施護
這份考證報告稱，地宮中出土的石函上有題為《金陵長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記》的長篇銘文，記載了大中祥符四年(1001)，金陵長干寺住持演化大師可政和守滑州助教王文等人，得到宋真宗允許，修建九層寶塔之事，塔高“二百尺”，而塔內地宮中藏有“感應舍利十顆，并佛頂真骨，洎諸圣舍利，內用金棺，周以銀槨，并七寶造成阿育王塔，以鐵□□函安置”。
此外，同時出土的絲綢發愿文上也有關于佛頂真骨的記載，例如一位叫思齊的僧人寫道，正好演化大師要瘞藏“如來頂骨真身舍利”，他為去世的父親、弟弟等家人超升而參與此事。
這些都指向了塔中供奉有佛頂真骨。按照文獻記載，東晉法顯曾在那竭國酰羅城見過，說是佛頂骨黃白色，形如蜂巢；唐代玄奘也曾見過，稱佛頂骨黃白色，周長一尺二寸，發孔分明；七世紀中期，王玄策曾將佛頂舍利請回中國供奉。報告稱，綜合文獻，佛頂真骨并不規則，主要特征是形如蜂窠、顏色黃白、發孔清晰。另外，從尺寸不一的記載可看出，佛頂骨應該不止一塊。
在碑文的最后一行記載道：“舍舍利，施護、守正、重航、紹赟……”等僧尼共9人。根據史料記載，施護是北印度來華的譯經僧，北印度烏填曩國人，世稱顯教大師，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抵汴京，北宋初三大高僧之一，他位列眾位“舍舍利” 僧人之首，說明他捐獻的舍利最為重要，因此認為此次發現的佛頂真骨為施護所獻。
金棺銀槨遍布花紋，精美異常
據了解，考古專家在阿育王塔塔身內發現了兩套金棺銀槨，分別存放在包裹中和漆函中，其中方形銀槨邊長約為10厘米，而長方形銀槨因為帶有須彌座，體積顯得略大，長度和高度均接近15厘米。
一位曾經看過金棺銀槨的人士向記者透露，兩套銀槨外均有鎏金，經清洗后金光閃閃，如同新打制一般漂亮。方形的那套學名叫盠頂盒(平頂，四邊呈坡形)，蓋頂不僅有凸起的花草紋，還有類似仙鶴的飛禽圖案；其內部還有一個方形的金盒，盒身遍布類似牡丹或芍藥一類的花朵圖案。長方形的銀槨供奉在一個鏤空的須彌座上，顯得莊嚴而隆重，槨身還有佛像人物圖案，其中一面有3座佛坐像。其內的金棺厚實勻稱，做工精美，遍布精美的花草紋。這套金棺銀槨在瘞藏前各用兩道金屬絲捆扎，防止棺槨蓋滑落。不過佛頂真骨究竟安放在哪一套金棺銀槨中，只有等祈迎圣物打開金棺銀槨后才能確知。
佛教考古與舍利文化學者汪海波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唐代以前，瘞藏舍利主要使用的是盠頂盒，而以制工精巧的小型金棺銀槨瘞埋舍利的做法，始自唐代，在唐代中晚期非常流行。此次阿育王塔內發現了這兩種瘞藏方法。兩套金棺銀槨的瘞埋方法很特別，但并非獨有，唐長慶四年(824)，潤州刺史李德裕用兩套金棺銀槨瘞埋了兩組舍利，其中一套中的10顆舍利正是從上元縣(今南京)長干寺阿育王塔的21粒中取走的，另一套盛放的是原藏于上元縣禪眾寺舊塔基下的舍利。一般而言，北方的金棺銀槨，尺寸要大于南方，例如與南京長干寺差不多同時期考古發現的山東兗州興隆塔鎏金銀棺，長度達到48厘米。不過他對金棺銀槨還有更多的期待，因為南朝梁武帝在長干寺瘞藏的不僅有3顆舍利，而且還有佛發和佛爪。
專家稱，長干寺前身并非建初寺
此次發掘的長干寺阿育王塔，出土于明代大報恩寺遺址內，此前有專家稱，其前身為中國南方最早的佛寺建初寺，并被廣泛報道。然而南京大學歷史系夏維中等在《江蘇社會科學》撰文認為，這是一種誤讀。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在鎮江甘露寺地宮碑文中，李德裕稱在移至鎮江前，曾將長干寺的21顆舍利移至建初寺，很明顯二者是兩座不同的寺廟。
夏教授在文章中還記載了一起“疑案”：據唐初著名僧人釋道宣記載，當時長干寺已經荒蕪，草深人稀，惟有惡獸出沒其中。而長安城日嚴寺內藏有舍利，據說是隋煬帝楊廣從長干寺取出遷去的。后來釋道宣果然從日嚴寺挖出3枚舍利、1枚佛爪和數十根白發。然而江南不少高僧眾口一詞，堅決否認，稱圣物仍在長干寺，并屢有神異。因此釋道宣只得稱“年歲綿遠，后人莫測”。
根據碑文可以確定，該銘文作者是當時金陵能仁寺的住持圓覺律師德明，碑文中有“言告中貴，以事聞天，尋奉綸言，賜崇寺塔”的文字，可以證明可政大師在建塔和瘞藏舍利時得到了朝中權貴的支持。而這位可政大師，正是從長安終南山移奉玄奘大師(《西游記》中唐僧的原型)的頂骨舍利至長干寺，并建塔供奉；復建了揚州西北五里蜀岡上的大名寺塔，在恢復了長干寺后，還在別人的資助下開業了天禧寺 (前身為長干寺)義井。根據史料記載，在其恢復長干寺前，極有可能已經得到了李德裕移到建初寺的感應舍利。
本報記者 王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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