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弘：總部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著名總部經濟專家趙弘在第三屆亞太總裁與省市長國際合作大會上演講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總裁，非常高興在亞太總裁與省市長國際合作大會與大家做交流。我講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是簡單地把總部經濟的一個思想，為什么提出總部經濟和總部經濟概念做一個介紹，第二個怎么推動總部經濟和總部經濟的發展，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第一個，總部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我們知道中國接近三十多年的發展，有幾個力量作用著中國，一個是市場經濟，一個是快速的城市化，一個是越來越深的國際化以及在這個過程當中信息化的發展。市場化、國際化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在結束計劃經濟，資源還不充足的過程當中，地區發展、企業發展面臨著非常嚴重的挑戰。因為，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的資源配置是按照行政手段來進行的。比如說人才沒有多少權力進行選擇。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問題上，面對的問題完全是供需雙方的自由選擇。我們發現資源在流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重要的現象，這是經常看到的。這就是我們的人才，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最核心的要素，他們的流動呈現幾個規律：一個是從農村流向城市，大批的人考大學，出來以后很少回去；第二，從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因為大城市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很多人追求從小城鎮，小城市向大城市聚集；第三，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少數從中國流向國外。這個流動趨勢我們司空見慣，也不應該有任何評論，但是其帶來的問題是我們不容回避的。
第一個問題，首先是中小城市，欠發達地區，我們的企業面臨著嚴重的人才短缺，在計劃經濟時代這是幾乎不存在的，因為在中國，目前來說與其說是人才總量不足，到不如說人才的結構矛盾更加突出，這種矛盾主要體現在空間結構上。在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包括廣州有很多人才聚集，很多人所學的未必是我們喜歡的專業，但是為了留在這個城市，為了取得城市的優越生活環境，我們愿意這樣做。但是另一方面，欠發達地區，中小企業，那里的企業，尤其是大企業他們的發展確實需要人才，這個矛盾怎么解決呢？
總部經濟到今天，我已經研究了十年，因為正是十年以前，在山西一個小城市的一個大企業老總給我提了一個課題，他就認為我這個企業在這個地區實在是沒有辦法，所有的努力都不能解決我遇到的困惑，因為這種困惑是地域帶來的，并不是企業不努力。經濟學有沒有一套辦法，有沒有一套理論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四個化”的背景下，欠發達地區，中小企業面臨的挑戰，特別是企業面臨人才的挑戰。
第二個問題，今天有荔灣區、天河區的官員來了，我們政府也有面臨這樣的問題，原有的生產不足，在快速城市化過程當中被城市包圍起來，工業變得不合時宜，成本越來越高，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制造業空心化，成為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區必然的一個趨勢。但是制造業出去了，經濟怎么支撐，城市的支撐點在什么地方，城市經濟抓什么，政府很困惑。
我從十年以前提出一個問題，在2006年提出一個概念，就是因為研究北京經濟，研究北京經濟轉型，北京、廣州現在面臨很多結構轉型，實際上北京最早面臨這個挑戰，作為首都城市，如何實現環境和經濟的協調，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發現在城市的核心區，有一些企業，它的功能是比較特殊的，不像經濟學上所描述的一個完整的企業，大門進去了，前面一個總部大樓，后面是車間工廠，這是最典型的，最傳統的模式，但是在北京中心城區里面，在寫字樓布局的是什么呢？企業的總部，研發、設計、營銷、資本運作、戰略管理、品牌管理等等功能，他們的生產功能并沒有在寫字樓里面，甚至沒有在北京的中心城區，這種現象用什么描述它，揭示它？所以在北京的總部和生產制造在空間上的分離造成的這種資源配制的模式（特點）。經過幾年的研究，我們現在對總部的理解應該從三個層面：
第一個總部經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因為這種普及越來越廣，尤其是網絡化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去沒有信息網絡，企業很難做到把總部和生產制造在空間上分離，只有少數規模特別強大的跨國公司，才可以把一些完整的成熟的生產線轉移出去，實現這種空間布局。但是現在信息網絡的出現，使得規模不是很大的企業集團（公司）都可以這樣做，不但在國際上跨國公司這樣做，而且在中國很多企業開始把總部和基地進行分離，當然分離的動機就是我前面講的，兩個趨勢。一個是市中心的制造向郊區或者向周邊的中小城市遷移（移動）。另一方面，處于欠發達地區中小企業把總部向大城市遷移。不管什么模式，但是兩種模式的結果都出現了這種空間分離，這種空間分離實際上是一種新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在經濟學，過去沒有人專門揭示它，總部經濟就是要揭示以企業為總體，以企業在空間上的分離以及取得兩種資源所帶來的社會效應。
第二個理解，它是中心城市的一種經濟形態，區長、市長們關心的就是這個形態，沒有一個工廠接一個工廠，而是寫字樓一個接一個，消耗的不是物資資源，使用的不是藍領，而是高級白領，產出是一種服務和質量，企業之間不是物理形態的配套，而是一種服務的配套，從經濟的影響看，它的影響更好，它的總部在這里，它的制造遍布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這種經濟形態恰好是城市、政府做經濟工作的抓手，我們吸引總部、留下總部，總部帶來服務業的發展，這是城市一種新的經濟形態。
第三種理解，它是企業的發展形式，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利用總部經濟這種發展模式取得不同地區的資源優勢，這種發展是不是很快？這種模式不但跨國公司可以用，國內很多企業都是用這種形式發展。
總部經濟，概括一下，我們認為這種模式可以實現“三贏”。
企業發展是根本。它是低成本獲取了戰略資源。資源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戰略資源，高級的研發人才、營銷人才、資本運作人才、戰略管理人才、信息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這些資源恰好在城市；第二類資源是常規資源，土地、能源、設備、材料、藍領工人，也就是物化的最基本的要素。這兩種資源分布是不一樣的，在大城市戰略資源非常密集，常規資源非常稀缺。反言之，在城區常規資源非常充足，而戰略資源不足。企業按照這種模式發展，首先取得低成本的戰略資源，第二，總部在大城市提出品牌價值，一個城市有品牌，一個城市的區域也有品牌，比如CBD，企業在CBD里面，在廣州，顯然比內蒙或者山西一個很小的縣里面的影響力是不一樣的。第三獲取大型的生產型服務業及會計師、律師、金融保險，這種在大城市很密集。第四，取得創新的能力，企業的發展根本是創新，只有這些人才取得以后才能轉型，最后實現企業的發展。
企業按照這種模式發展同時帶來兩個發展。第一，為總部所在的城市帶來發展，要把一部分稅收交給總部城市，它的發展帶來會計師、律師這些服務業的發展，這些高級白領個人消費，公司的各種活動要在城市消費，同時帶來一定的就業，同時給城市帶來很多的無形資產（社會資本），大城市取得發展。與此同時，因為在大城市不能做生產，它的研發成果、生產必須安排在中小城市或者欠發達地區，也帶動這個地區的發展，因為它的投資增加，產業發展，稅收也增加。因為在生產環節的增值稅必須留在當地，稅收也增加，產業城市進一步發展，也具備了提升城市水平的積累。
簡單舉一個例子，比如“藍星清洗”，當時從96年從蘭州遷入北京，資產5億元，2005年集團資產達到300億，銷售額300億元，10年擴張60倍，在蘭州是很難的實現，只有在北京才可以實現。現在有3家上市公司，在國內擁有25個工廠和4個科研機構，在國外擁有15個工廠和7個研發和技術服務機構，營銷網絡遍布全球140多個國家。藍星集團不僅對北京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帶動了位于全國各地的生產制造基地所在區域的發展。
第二個內容，總部經濟推進城市經濟轉型。我認為，第一個我國許多城市面臨嚴峻的經濟轉型壓力。這個壓力，第一條來自于全球產業分工。30年的發展，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中國從總體上來說擔負著全球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生產基地，這樣的角色，使得資源消耗過大已經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比如羅技鼠標蘇州生產廠，它的售價是40美元，但是構成大家可以看到，品牌8美元，分銷商15美元，零部件供應商14美元，留給中國的也就僅僅只有3美元了，包含工資等各種各樣的成本全部在里面，大家想想3美元還有多少利潤。實際上不僅如此，耐克公司在中國有128家授權生產商，一雙售價300美元，在中國的生產價格只有10美元。
如果我們的企業在全球當中都是這種分工地位，我們資源消耗的壓力恐怕是中國難以支撐的，現在出國買的東西都是中國制造，但是中國的資源，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資源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都在平均水平的1/3左右，但是大家要知道，全球消費是中國不堪重負的問題。
第二個，中心城市面臨嚴重的制造業“空心化”，我們發展什么，怎么發展。這是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城市，這些年工人成本的增長，成本在不斷增長，很多制造業在城市里面已經沒有優勢，要轉移出去，甚至轉移到越南等等其他的國家。我們的產業做什么？我們的經濟怎么發展。
第三個壓力，我們產業結構低端化制約經濟集約化程度。第二產業處于微笑曲線低端環節，做生產、研發、品牌、售后服務，不是我們在主導，我們的單位面積產出很低，集約化程度很低。不要說跟美國比，跟香港比我們的差距都很大，跟新加坡相比我們的差距也很大。
第二個觀點，總部經濟是推動城市轉型的重要模式。
首先，總部經濟推進制造業向高端環節延伸和升級。總部經濟對制造業可能效益更明顯，當然，也適合于服務業，那么，在制造業環節當中，我們的兩端是附加值最高的，過去是在低端，中間環節，現在通過發展總部經濟實際上在向兩端提升，把終端環節，在我們這里做沒有優勢的環節轉移出去，在其他地方成本很低，仍然有優勢，形成一種新的分工。
第二，總部經濟帶動服務業的發展，我們做了一個市政的研究，北京在全國建立了十幾個研究基地，廣州越秀區是第一批認定的研究基地，我們通過越秀，青島的市南區，南京的古龍區，北京朝陽區、海淀區等等全國6個城市，9個區，300多個調查發現，這些區域對服務有極強的需求。比如要投資，對銀行、證券有很強的需求。要做戰略決策，對決策需求有很強的要求。要運營，對會計、審計、法律、中介等這種服務也有很強的要求。要研發設計，要有很高的技術水平、科技交流，對服務業有很強的帶動作用。同時，員工教育、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等服務業也有很強的帶動。營銷，需要廣告、物流配套的帶動，我們算了一下，接近10%，也就是說銷售10億的企業，服務支出就要達到1個億，20億就要達到2個億，比如某個集團，廣告、論壇、會計、審計、咨詢等達到1.2億/年，所以總部對服務業的帶動是很大的。
第三，總部經濟提升城市經濟集約化水平。
比如北京金融街是金融總部很集中的地方，今年前三季度實現了700億，去年是650億（全年），留給區里面的稅收占到全區總稅收的56.8%。比如CBD，這個地區入駐企業達4385家，其中世界500強企業102家，跨國公司600余家，擁有經商務部或北京市認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20多家，CBD面積不足4平方公里。
總部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大城市發展很快，但是中小欠發達地區矛盾是很大的，結合經濟發展和區域統籌，要找到抓手，怎么統籌，通過什么手段和方法統籌，這是一個問題，我認為總部經濟能夠擔任這樣的角色。我自己判斷總部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大概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我們進入第一個階段，通過擔當跨國公司生產制造基地角色，介入全球總部經濟鏈條。在全球范圍內我們是制造角色，通過這樣一個角色，我們得到發展，城市得到發展，珠三角地區，很多地區都是從制造開始的，不管怎么樣，城市發展，老百姓富裕了。但是現在面臨著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在中國范圍內形成以總部經濟模式實現資源再配制。因為中國范圍很大，發展差異很大，這種發展差異既是我們面臨的挑戰，也是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另一種模式進行資源配置，如果很窮沒有辦法，如果城市資源一樣富也沒有辦法發展，只要存在地區之間的明顯差異就可以按照這種模式發展，這種發展可以使中國資源效益最大化，也可以使利益最大化。因為在中國確實存在某些產業或者某些行業存在著總部和制造基地利益分布不均衡，第二階段可以取得更大的收益。
第三階段：通過在海外布局生產制造基地，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總部經濟鏈條，獲得更大收益。
我認為中國總部經濟還處于第一階段，一些中心城市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今后要積極力推我國總部經濟進入第二階段的發展。有條件的企業要把生產制造功能轉移到海外，形成新的全球鏈條的分配格局。
這個思路和總理提出的思路是一樣的，我們叫做“木桶原理”，欠發達地區千方百計的挖人，給別人高的待遇，但是挖來挖去，密度也達不到大城市的水平。所以說，總部經濟有一個新的思路，在大的范圍內形成一個木桶，取得更多的資源，從外部取得更多，不是做加法，這種優化配置的收益會更大。而這種配制突破了原來政府之間的合作，我們講過去合作很困難，一個項目要么你要，要么我要，到你這里，到不了我這里，這種惡性競爭非常明顯，但是總部經濟是一種新的咨詢配制，以市場經濟為聯系，并不是以政府推動，這種合作更容易在區域之間展開，進而實現。
謝謝大家！
附：趙弘先生簡歷
趙弘，研究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會長、中國總部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區域經濟、總部經濟、產業經濟、科技創新、企業戰略等。
趙弘研究員在國內首次提出“總部經濟”的理論，出版我國第一部經濟理論專著《總部經濟》，主持編寫我國第一部總部經濟藍皮書《2005~2006年：中國總部經濟發展報告》，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引起強烈的反響。
趙弘研究員先后主持完成北京市、科技部以及區級地方政府和企業委托研究課題40多余項；在《中國工業經濟》、《中國軟科學》、《江海學刊》等全國學術科學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出版《總部經濟》、《知識經濟呼喚中國》、現代企業經營戰略》、《企業資本運營戰略與策略》等專著8部，共計發表論著300余萬字；獲第六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北京是科技進步二等獎等各種學術獎勵6項；入選“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程”。 |
